7月31日中午,得到大堂兄关桐茂去世的消息。是三哥微信通知的,我愣了好久,好久的时间段里,我一直以为是在说别人。我大哥走了?不能啊!
三天前,我与大哥还有通话,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不知道……”他当时是在回答我的一个历史问题。
大哥,今年79岁。
近20年来,我们兄弟谈话较多,他兴致上来,会告诉我很多问题。可是,他有时会后悔告诉我,他会说:“知道那么多干什么?我不告诉你就好啦。”他被文革吓得好苦。我说的是关于我们的家族史。九十年末,我突然发现我们的家族史几乎变成了空白。于是,我经常去请教他,他是我爷爷这一支年纪最大的,见过好多族中老人,他告诉了我好多,我也就记录下来好多珍贵的东西。
31日那天我难过了一下午,不敢相信他走的事实。我翻开母亲遗留下来的影集,找到了他年轻时的照片,还有他与大嫂与长子迎春的合影。我想起母亲说过的话,“桐茂是个好孩子,高中毕业考大学落榜,可能你大爷说他了,有一段时间抑郁,休学一年,第二年考
,我们都替他捏把汗,可是,他真考上了,现在做了高工。你们要向他学习。” 
大哥。
大哥毕业后分到抚顺。他节假日会回到沈阳的家。他与我父亲感情好,也常到我们家来。来的时候,总是与二哥一起来,我那时在姥姥家,偶尔回来,会与他们相遇。记忆中大哥严肃中带点忧郁,不是二哥那样的满脸阳光。但两人都是同样的聪明帅气,这也是父亲喜欢他们的原因。他们对我们兄弟姐妹都很和善,我还常常吃到他们带来的糖果。文革初期,大哥二哥分别结婚了,记得都是在我们南站的房子里举行的婚礼。

二哥桐林
文革中期,两家走“五七”,各奔东西。我们只是在伯父的来信中,得知大哥已经生了迎春,父亲特别高兴,还在回信中写了一首诗,庆祝关家有了第三代。
两家回城后,大哥会与伯父、三哥一同来看我们,他们与我父亲下棋,聊天,我们只在看一旁看热闹。听他们小声争论,也听爱唱京戏的伯父轻轻轻哼唱。但大哥不大说话的,偶尔一说,也只是表达简单的态度,对各方的说法都同意。看上去没立场,其实是保卫和气。
我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正在俄罗斯援建。两年后回来,他来了我们家,躲到我父亲的房间哭了许久。后来他对我说,“我叔对我特别好,我考上大学,他送我英雄钢笔,经常写信鼓励我。八十年代,还特别到抚顺来看我,也不上楼,就在楼下的饭店等我……”
1994年夏,我到抚顺采访,我打了电话。大哥派两个儿子到石化宾馆接我,我一走进大厅,两个侄子随即迎了过来,“六叔,咱回家,我爸等你呢。”我听了心里一热,是呀,回家。
回到家,大哥大嫂早把菜炒好了,满满的一桌子。两瓶“剑南春”摆在桌子上。我说:“这么贵的酒我不喝,你要给贵客喝才对呀。”大哥说:“喝,你就是我最尊贵的客人。”他说罢,就启开了酒。他光顾说话,大嫂一再提醒,“关桐茂,快给弟弟倒酒呀。”他听后,这才连忙给我倒满酒。
我们谈了好多过去的故事,快乐与痛苦的传奇,一瓶酒喝光了,他还要启,我拦住了。他非要留我住在他家,我答应了。他家没有宾馆舒适,但我那一夜我睡得特别舒适。他家就是我的家,我们是一家兄弟。
后来,我们两支形成了规矩,春节必聚会一次。这样,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起来。我因为要写家族史,我会经常听到讲故事。他有时会滔滔不绝,有时又讳谟如深,有时会对讲过的东西表示后悔。以至于我在档案馆里找到爷爷的戎装照片,复制后送给他,他竟不敢要。我们兄弟就笑他。
其实,我想象得出文革对他的伤害。全家都被搞到偏远的乡下,骨肉分离多年,失去最可爱的弟弟,我们的二哥。还有,出身问题就困扰了他多年,他无论怎么干,也是进步艰难。他那些年,拚命要入党,为此做了超乎常人的努力。他对我说:“我有时真想揍那些难为我的人!”我问:“为什么那么想进步?”他说:“我是全家的老大,只有我被认可了,才能说明咱家没有大问题,你们也才有出路……”我听了这句话,沉默了好久。
三个月前,大嫂去世。我去看他,他还是好好的。当时还说,要再活十年。他与大嫂感情很深,在文革年间,没有人敢嫁他,大嫂敢,并实心实意地跟他过了一辈子,给他生了两个儿子。大哥在送她下葬时,说:“桂茹,我离不开你……”谁料,一周后,他竟真的悄然跟了去。
近20年来,大哥对我帮助很大,给我讲了好多家族故事。他是目前惟一见过我们那个三百年老宅的人,他是惟一与大伯祖、祖母、姑祖母、伯父、我父亲就家族史做过深入对话的人。是他告诉我祖父的名字、更远祖先的名字,他们的职业与事迹,他的讲述使我顺利完成谱牒《大清巨族瓜尔佳氏》、《长白苏完瓜尔佳氏宗谱》、散文《登上汀洲城,体会巴图鲁精神》、《发现祖先手迹》小说《顺治迁都》、《康熙定台湾》等,最重要的是让我找到并印证“勇敢、博大、兼容、进取”的家族精神。
我一直犹豫写不写这篇文章,写吧,就证明大哥真走啦,心痛!不写,我心里过不去,更痛……
大哥,我还有好多话,等我想起来再说,大哥,有些话我想不起来了,可是我会一直想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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