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秦明在湖南省衡阳县出生。父亲在他只有三四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母亲独立支撑家庭，抚养他和另外两个女儿。在秦明的记忆中，母亲一直在火车站做清洁工，一个月工作29天，拿着1000多块钱的微薄收入，过年过节也从不休息。秦明说，即便如此，母亲的工资勉强能供他们念书，家中一贫如洗，而且还欠着8万元的巨债。2006年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了东北一所不错的本科学校，2010年，又考入了令人无比羡慕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在该校攻读研究生。其间，他不但获得过学校的奖学金，而且还通过竞聘成为法学院的学生会主席。

        从这个历程中，我们看到的都是好学生的形象。那么，他为什么就变成了一个盗窃犯呢？

         报道中说，他的堕落起源于没有钱给女友堕胎。后来法官又说，“没有法律意识和观念，缺乏学法、知法、守法的自觉性。秦明的行为可以反映出他对物质利益的畸形追求，存在错误的价值观念。他在求学过程中，虽然接受了正确的系统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但是却没有能够抵制现代社会甚至是高校中存在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价值观的冲击，致使身心沉迷于追求物质的畸形需要与欲望中。而同时，秦明自控能力差，不能良好地控制自己的不良情绪和冲动行为，以及缺乏责任意识，也是其作案的原因。”

      这些分析大体上说得过去。但是，“没有法律意识和观念，缺乏学法、知法、守法的自觉性。”的说法，是那么让人难以接受。他是研究生啊，他是学生会主席啊。

      我们更想知道北京大学的法学院的责任。秦明能成为学院的学生会主席，显然应该是学院的娇子和宠儿，按理说，他应该比一般的学生接受到更多的正能量。“北京大学”、“法学院”、“学生会主席”、“盗窃犯”，这些名词之间一般来说很难划等号，但是竟然“等于”或“约等于”了。

     法学院的学生会主席，无疑是学生的领袖，然而，竟成盗窃犯。报道中还有一个细节，说是他在2012年春当上学生会主席，就做了一次案，“2012年2月，在学校的一个会议中心内，秦明看四下无人，拿走了他人放在桌子上的两把双立人水果刀，一盒茶叶和一个充电器。不过，他尚未离开会议中心，就被保安发现了。当时，由于盗窃物品的价值较低，学校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并未处理他。”这个细节告诉我们，他第一次作案后，似乎仍然在担任学生会主席。而所谓的批评教育，只不过维持了八个月，这年的10月，他的犯罪又开始了。“直到2012年10月1日凌晨。那天，很多同学放假回家。秦明潜入宿舍偷走了同学的笔记本电脑、名牌手表、佳能相机镜头等贵重物品以及5200元现金。……”很想知道，这个期间他的研究生导师在哪里？北京大学法学院在哪里？

      所以说，北京大学法学院是有责任的，理应向全社会道个歉。回顾近年这个学院的诸如“招生事件”、“李天一案件中的不当言论”等故事，觉得培养出了一个秦明，也属于正常了。好好的一个孩子，竟然在上了大学后一步一步地给教成了盗窃犯。不给个说法，说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