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片）

    (著名娱评人、新锐画家蓝恩发所绘)

    好像隐约听说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剽窃日本人的。

    可贵的是，胡适。作为鲁迅的另一敌人，他在鲁迅过世56天后站出来僻谣了，而并不怕得罪老朋友陈西滢。这才是洋墨水喝明白了的人。大师，常常是这样无一己之私的人物。见天价咬着牙嚼假想敌的，如乡下灶台边不明事理的小女人那样的范儿，即使自称或雇人他称为大师，也终究是“大私”。

     胡适在写给苏雪林后来又公开发表的一封信中道：“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陈西滢）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温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但谣言的影子一直是在的。令人生厌。鲁迅强烈的个性，难免要被另一些人强烈地忌恨，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刚则读了《文史参考》周冉先生的文章，才知这个所谓的剽窃门，竟是源于另外两个人的热恋，并且是“以小人之心度”出来的。

    文章这样说——

     1925年10月1日，《晨报副刊》在报头用了一幅敞胸半裸的西洋女人黑白画像，无署名，主编徐志摩也未声明画的来源，只是在同日刊载的凌叔华所作小说《中秋晚》后的附记中，顺便说“副刊篇首广告的图案也都是凌女士的”。10月8日，《京报副刊》上登载了署名重余的文章，指出该画是剽窃英国画家比亚兹莱的。11月7日，《现代评论》又发表了凌叔华的小说《花之寺》，14日《京报副刊》出现了署名晨牧文章，暗指《花之寺》是抄袭契诃夫的小说。此时，因在“女师大风潮”中与鲁迅有了过节的《现代评论》主编陈西滢，与凌叔华正在热恋当中，便开始疑心这两篇文章都是鲁迅所作，目的是屡屡使他们难堪。

    1926年1月30日，陈写了《西滢致志摩》一文在《晨报副刊》上公开发表，其中攻击鲁迅说：“他常常挖苦别人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地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地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鲁迅很快做出回应，“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就是根据它，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都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这件事似乎就平息了，但似乎对鲁迅伤害很大。十年后，他在《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的序文里，虽然认为自忆报了私仇，但仍不忘骂陈西滢为“谎狗”

     如果讲公道话的话，“陈老师”在剽窃门上有两大不对。一，是缺乏调杳研究，“采访”功夫不扎实。二、发表时也太草率了。鲁迅后来承认自己是“私仇”，但当初陈与鲁迅是连私仇也构不成的。因为此前虽有论战，都是为公事。这次虽事出有因，但这“因”实属太虚，那两篇攻击凌淑华的文章根本就不是鲁迅先生写的，且《中国小说史略》也根本不是抄袭盐谷氏。陈西滢一向是以出于公心评论天下而闻名天下的，然而，这一次丢了人了。

    爱情固是诚可贵，但真理更可贵。何况那一场风花雪月是打了好多折扣的。七年之后，据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民国十大奇女子》（作者:肖素均）凌又弄出来个异国恋，一个叫朱利安的英国人闯进了二人的生活，弄得沸沸扬扬。

     1926年造“剽窃门”时，陈西滢刚满30岁，他的学术较成熟，学养还是有点嫩。历史给了他一年的时间，然百，他仍是嫩。

     1927年，作为大评论家的他写出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他这样评论鲁迅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