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贵妃与安禄山有私情，最终导至安安史之乱。这样轻薄而简单的解释，流传了千百年。而更有甚者，还有历史细节为证，说是杨贵妃曾抱着大她二十多岁的干儿子洗澡。

    让人大吃一惊的是，这一细节来源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书中说 “禄山生日，上及贵妃购衣服……召禄山入禁中，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裹禄山……上自往观之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复厚赐禄山……自是，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  

     司光马谁能不信呀，他是中国第二个司马迁哪。

     然而，自北宋《资治通鉴》面世以来，此说一直被专家视为小说家者言，或者是说司氏采用了《天宝遗事》等里巷小说。

     史家不是记录、编撰，而是进行创作，并且是是下流的创作，这算什么史家？

    《资治通鉴》因此而贬值了，司马光历此而流于下流了。

     司马光此举，至少打了三个人的嘴巴。一，是南宋学者王应麟。王评价他的《资治通鉴》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二，是清代史学家王鸣盛，此王评价《资治通鉴》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三，是梁启超，梁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王应麟的评价实在是过誉了，难道他没读过司马迁的《史记》吗？以他的水平不可能鉴别不出“杨贵妃性丑闻”之伪；王鸣盛本人就是搞历史的，却视“杨贵妃性丑闻”之伪于不顾，说出那样没天没地的浮话来，也是一奇。梁启超的本事要远远超出二王，然而竟也“天地一大文也”、“温公亦伟人哉！”

    二王一梁为什么会对司马光这样不吝溢美之言？因为他们犯了司马光一样的幼稚病，那就是重感情而轻理智了。司马光因为恨杨贵妃，恨得不知骂什么好，于是想起中国人的老办法，就是在性生活上入手；二王一梁爱司马光爱到了盲目的程度，于是忽尔“天地”忽尔“伟人”的，哪里看得见司氏在字里行间夹杂的假冒伪劣？！

    不是我们对司马光要求太严，而是“伟人”司马光同志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谁讲瞎话都可以，惟独司马光不能，尤其他不能在《资治通鉴》里讲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