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刘勃麟出于对自身磨难的不满，创建了中国隐形艺术。他一次次消失在街角、废墟、广场,甚至在国外都流传着他隐身的传说。有一次，他“隐”在了电话亭前，一位女士在那里煲电话粥，两个小时过去了，竟对身边的他竟浑然不觉。这位画家到底想干什么，他自身到底有怎样的故事让他选择了“隐身”？

2011年春节，被称为中国隐形人的刘勃麟从京城回到阔别了许久的故乡山东滨洲。他为家乡人表演了自己的“隐形艺术”。他将自己当作一块空白画布，助手就可以把他画成和身后环境几乎一模一样。结果令人乍舌——有的时候路过的人在他一动不动的时候完全觉察不到他的存在。乡亲们大惊失色，怎么好好的一个大活人，靠墙靠了两个小时，说没有就没了？有人说：“连外国人都奇怪呢，咱们勃麟是神人呗！”听到这样的评语，这个山东大汉就要开心地笑。

刘勃麟今年38岁。1999年从中央美院研究生毕业后，他在北京和山东两地求职，但没有哪个位置是属于他的，因此，他就始终是个流浪艺术家。

2005年11月，他好不容易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创作基地，可是，隆隆的铲车开了过来，他赖以生存的艺术营变成了虚墟。他的梦想，再一次被现实击得粉碎。

他想到了抗议，一个艺术家的抗议方式。于是，在中国，一个新的艺术形式产生了——隐形艺术。

《城市迷彩1号》抗议野蛮拆迁，观众从中读出了对社会的爱（小标题）

2005年3月，刘勃麟在四处碰壁后，来到北京索家村国际艺术营，找到老师隋建国。老师接纳了他，他开始为老师当助手。

到这一年的秋天，刘勃麟可以独立作业了，也就是说他可自己靠创作为生了。他花了一笔昂贵的钱，正式入住艺术营。就在他要雄心勃勃大干一番的时候，11月16日，艺术营被夷为平地。他和100多位艺术家没有了家。

事业刚刚有了转机，就被莫名其妙地给灭了。而且，任何说法也没有。刘勃麟气得说不出话来，可是他又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

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11月18日上午8时，他站在被拆成废墟的工作室上面，对两个画家朋友说：“往我身上涂彩，把我画成和这片废墟一模一样。你们的办法就是不许让任何人看出我来，我要隐藏在这里。”这样，他的朋友开始向他们的身上涂红砖的颜色、水泥的颜色、钢筋的颜色。8个小时过去了，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但很快，他们就看不到刘勃麟了。人们看到的只是一片废墟。刘勃麟把这个作品拍成照片，取名为《城市迷彩1号》

北京各大媒体的记者也都来了，刘勃麟从隐蔽废墟里发出雷人的声音：“人们啊，我爱你们，可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我受无家可归了，可你们也变残忍了。”。于是，报刊、电视台、电台频频出现对野蛮拆迁的遣责，和对拆迁法的呼吁，《城市迷彩1号》强烈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一周以后，北京三位书画艺术家办了一个抗议野蛮拆迁的美术作品展览《拆.拆.拆？》刘勃麟的《城市迷彩1号》在上百张入选作品被选出来印成宣传海报，飞遍京城的大街小巷。

人们在心灵震撼中思考，在感受一个艺术家对社会的关心，对人们的深爱。

刘勃麟的目的达到了。

关注下岗工人的命运，创作《下岗706》（小标题）

2006年5月13日，北京要举办一个名为“兵临城下”的雕塑展。刘勃麟作为新人，被黄岩先生推荐参赛。

他这时，有点茫然，不知道要拿出什么作品。开展前的15天，他来到展区附近，发现有个名为“706”的工厂，现在已成一片废墟。灵感突现，他想到了下岗工人。于是，他开始了采访。

他找到了这个厂的6位下岗工人。他们都是九十年代下岗的，这些人大都在五六十岁的年龄，被买断了工龄，年纪大，知识老化，找不到新的工作。他们本身的待遇别，又要养老人，又要供孩子读书。一家三口住在二十平方米的房子里，想买房子买不起。

艺术家的良心，催使刘勃麟要为这些人说句公道话。他把6位师请到一起，开了个座谈会。开宗明义，他说：“我想请各位配合我，塑一组群雕，你们靠在工厂剩下的那段墙上，我把你们画消失了。表达我对你们的关心，也请全社会都来关心你们。只有你们站在那里，才有说服力。”

一个在酒店里递毛巾的师傅问：“你想干嘛？这要引起社会问题怎么办？让外国人笑话我们怎么办？”刘勃麟听了这句话，差点掉下眼泪。多好的工人哪，在自己受了那么多委屈后，他们还在想着我们的国家。

刘勃麟耐心地解释说：“不会的，目前我们国家正在逐步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但你们的问题要提出来，要引起重视才行。”工人们沉默。他们越是这样，刘勃麟就越是要为他们说公道话。半个月过去了，刘勃麟的嘴皮子都快磨破了，还是不行。5月12日晚上，他突然问一句：“你们想念706厂吗？”此方一出，师傅们不约而同地流出了眼泪。沉默半点晌，他们终于同意了。

5月13日，“兵临城下”开展。当天下午，6位工人师傅带着一直保留着的工作服、鞋子，来到了工厂仅剩的那段墙边，紧紧靠在墙上，他们站成了一队。

刘勃麟和三个画家朋友，挥毫泼墨。3个小时过后，6位师傅消失了，那里只是一段孤苦无依的墙，深蓝色的底子，白色的条纹，上面似隐似现“文革”的语录：“工人阶阶级……”

这个取名为《下岗706》的作品，立即吸引了众多中外参观者。人们为刘勃麟的社会良心而鼓掌，掌声最热烈的是那些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工人老大哥。

《下岗706》被评委认为是最具创新意义的艺术，最具人文关怀的作品。刘勃麟因此而获大奖。

然而刘勃麟最高兴的是工人们的掌声。

不久以后，6位师傅告诉他的消息，说北京市有关部门因为看了这个作品而开始着手解决下岗706工人的困难。自己的作品干预了社会，促进了社会进步，这是他最高兴的。

《城市迷彩之东方红》让观众记住历史，“我们再不能有文革！”（小标题）

刘勃麟这样画着，名声越来越大，画儿卖得很好，生存问题也基本解决了。他的创作欲望也就越来越强烈。

2007年6月，他在“751”工厂院里，看到一辆老掉牙和“东方红”牌火车头，仍在企业的专用线慢条斯理地服役。他看了那辆车头许久，作为经历过那些段痛苦历史的人，他感慨万千。他觉得自己是发现了那个年代的特殊符号，他要记录下来。于是，他站在了车头的栏杆上，让自己的同伴开画，他要隐在车头里，向世人讲述曾经的秘密。

他的助手开始往他身上涂绿漆、涂黑漆，画到一半的时候，也就是他一半在里一半在外的时候，工厂的保卫科来了人。

“你们不能画！”保卫干事语气很坚决。

 “师傅，求求您，我的作品就剩一半了。”刘勃麟语气很坚定。

双方僵持了半个小时，以刘勃麟撤退为结局。可是，在他快走的时候，保卫干事忽然神神秘秘地伏在他耳边对他说：“想画，也不是绝对不行，你表示表示，我明天把车出来，你可劲儿画。在门里是我的责任，到了门外，我就没有责任了。你给我400元就行。”刘勃麟苦笑着答应了。

 回到工作室，刘勃麟想，这个保卫干事的表现，正是长期极左思想造成的。他对艺术创作是如此的无知如此的粗暴，而他所谓的责任心又是如此地虚假， 400元即可买断。这更坚定了他要创作这幅画的决心。艺术是要有教育功能的，他要教育人们再不能这样。

第二天，刘勃麟付给了那个保卫干事400元。他果然热情地把车头开了出来。刘勃麟站在车头前，让助手画了整整2小时，他与“东方红”融为一体了。

画作拍成展照片展出后，一些青年观众看不懂。刘勃麟站在作品前，耐心地对大家说：“我隐藏在里面，就是想用无声的语言告诉人们，我们再不能有文革了。”

有观众问：“刘老师，您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时他就会两眼湿湿地告诉人家：“因为爱，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祖国人民。”

远征意大利，《斯卡拉大剧院》让高傲的西欧美术界仰视中国（小标题）

刘勃麟名声大振，他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举办过个人作品展。人们对他的隐形艺术交口称赞，但他并不满足国内同胞的赞许。

在中央美院学习的时候，他就知道，尽管我们中国的美术界古往今来出现了很多伟大的艺术家，但西方人仍然不愿承认，特别是在油画方面，他们一向看不起中国人的作品。

于是，他决定远征欧洲，让那里的执偏见的艺术界低下高傲的头。

他的每一张照片都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最多竟然长达十个小时。

巴黎、威尼斯外国人惊呼他为精通“隐身术”的“中国隐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