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肯尼斯·格根教授的对话

作者：肯尼斯·J.格根/王波

原文出处：国外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本文就社会建构论兴起的历史语境、核心观点、未来趋势及其对中国的可能影响进行了深入和广泛的分析。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反思以建立人类社会行为的基本或者永恒真理为目标的假设检验的研究形式。关于社会生活的知识并没有积累，因为实际上它只反映了生活在历史中某个时间点的文化方式。事实并不能驱动理论，没有共享的理论假设，也就没有事实。事实和价值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分离。社会建构论的实践远不止于描述客观现实，而更要去创造新的未来。

关键词：历史/关系/社会建构论/协同行动/肯尼斯·格根

王波：格根教授，我了解到您在学生时代接受的是系统的实证主义的心理学训练。您试图仿效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在严格的实验控制下，观测研究者根据实验假设设置的实验条件对被试的作用，以此确定刺激与被试的反应之间的相关关系，这样就能“为心理学研究增添更多精致的、经过实验检验的对通则的描述(或解释)”。但是，后来您的研究发生了一种经过历史中介的社会建构论的转向。您能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思想道路的历史进程么？

格根：我最初的研究方向是社会心理学，并且接受的是实证科学的原则和实验方法的训练。然而，就在我主持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实验工作之后，我开始反思自己工作的基础假设。后来应社会心理学的旗舰期刊《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编辑的邀请，我发表了一篇题为《作为历史的社会心理学》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质疑了这个领域积累关于人类行为的相关知识的潜在可能性。看起来似乎科学的描述和解释都是内在地具有价值负载的，而且通过教给人们科学所建构出来的社会模式，改变这些模式的基础就被奠定了。也就是说，关于从众的研究微妙地警示了人们从众的危险，而关于服从的研究本身即是对服从的批判，诸如此类。我将社会知识对文化生活的这些影响称作“启蒙效应”。这一概念后来被哲学家伊安·哈金称为“循环效应”。如果你拓展这些观点的话，就能看到，关于社会生活的知识并没有积累，因为实际上它只反映了生活在历史中某个时间点的文化方式。我的反思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而且我也受到了很多方面的攻击。

受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的重要启发，以及伴随着科学史、知识社会学尤其是后结构主义文论的新进展，我关于知识的社会建构论观点的雏形开始形成。除此之外，有一点也逐渐变得清晰：任何研究都始于至少已经以某种形式存在的雏形理论。事实并不能驱动理论，没有共享的理论假设，也就没有事实。此外，我还提出，这种先验性的理论的来源并不处于个体的心灵之中，而是处于社会交换之中。实际上，所有我们视为知识之物均产生和依赖于社会群体之内建立的共识。考虑到任何社会团体都有其固有的价值观，事实和价值之间就不存在根本的分离。科学研究从而就成为一种实用主义的努力，它服从于基于价值的反思，并且诱发不受约束的创造力。

王波：那么您自己是如何定义社会建构论的？

格根：我一般尽量避免使用“社会建构论”这个术语，因为这个词的含义似乎是完整的和固定的。恰恰相反，我所看到的是一系列有关真理、客观性、价值、人的本质等问题的对话，而且这种对话是在世界上不断展开的。所以并不存在关于它的完全共有的宣言或一组固定的定理。由此，我更倾向于强调我们对真实、理性、完美以及生活的理解方式，而这些理解是在相互关联的过程中产生的。

王波：在发展社会建构论的过程中，有哪些思想家的思想对您影响重大？

格根：到目前为止，在我的工作中最重要的影响来自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晚期的哲学著作，而且最主要地集中于他的作品《哲学研究》。它不仅改变了我们对哲学和理论探究的理解，更改变了社会科学的整体概念。在哲学上，杜威和尼采也在我的建构主义作品中活跃地出现过。在心理学上，沃尔夫冈·科勒和西格蒙德·科赫都尤为重要，部分是因为他们超越学科的狭隘界限的眼光，以及从文化和历史的语境研究心理学的格局。在社会建构论领域中与我“以文会道”的朋友中，我还会想到库恩、福柯、德里达和拉托尔，还有其他许多……

王波：现在您的学术影响已经超越了学界和国界，在心理学之外的其他领域和全世界都有广泛的支持者。您是如何理解社会建构论在全球体系中的传布与影响的？

格根：建构主义思想在全世界都在迅速地传播，但在美国和欧洲部分地区还在努力争取认同。这些思想受欢迎是因为它们是兼容并包的。就是说，例如在心理学中，各种形式的理论研究都可以获得合法性，毫无例外。所有的取向都同等地受到批判的限制。每个人都有发言权。正是这种观点使得理解与合作而不是分裂和霸权倾向，在不同的文化间产生。

它们受欢迎还因为它们通过支持心理学家们协同工作，朝向各自的文化解决它自身的问题。特别是在贫穷国家，心理学家已经感受到他们不能从事实验室工作，因为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源。因此，他们不可能成为丰产的专家。但从社会建构者的角度来看，积极与我们本社区中的人协同工作远比大多数实验室研究更为重要。写一篇被束之高阁、几乎没有人看到的研究论文的意义远远小于，例如说，帮助一个社区解决内部冲突的问题。

王波：关注地方性的具体情况，立足本土文化和资源解决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落脚点。所以针对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中国心理学所面对的问题，首先，社会建构论已经被引入中国学界，并逐渐开始产生一些影响。您对这一趋势如何评价？其次，考虑到中国的特点，您怎么理解社会建构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可能关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否可以与社会建构论对话？

格根：我很欣慰能看到这么大的进展，一方面是因为它意味着中国人很智慧地认识到了西方心理学中的主流理论和研究的严重局限。西方人用实验来揭示人类机能的尝试实际上给世界提供了非常少的效用，并且在许多方面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甚至在面对社会现实需求时表现出傲慢的倾向。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建构论会邀请中国文化探索自己的知识财富和智慧，并以此寻求如何运用这些财富为这个国家开创真正有用的理论和研究。这些进展意味着中国会更广泛地扩展世界上的各种知识资源，并促进国家间富于启发的相互交流。

另外，重要的是，社会建构论者的对话大大归功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且很大程度上是与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有关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理论掩盖了资本主义自私自利的意识形态，而这一点最终提供了被众多批判学派著作中广泛采纳的论点形式。这些论证也作为社会建构的主要基石之一，展示了(1)所有真理实际上可能的意识形态基础，包括那些在科学领域中被广为分享的主张；(2)对于世界是像图像或者镜子一样运作这一命题的似是而非的态度。

王波：这里有一个相关的问题。您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关系性存在：超越自我与社区》中提到，“有一点很清楚，我并不是作为孤单的思想者一个人走上关系性存在的探索旅程”。所以您向我们呈现了“社会科学的遗产”，包括威廉·詹姆士、艾瑞克·弗洛姆、玛丽·格根和卡罗尔·吉利根等，以及“哲学继承”，包括莫里斯·梅洛-庞蒂、马丁·海德格尔、伊曼努尔·列维纳斯、晚期维特根斯坦和米哈伊尔·巴赫京等。您将他们作为自己的思想资源。但是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经批判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错误理解，由此指认了人的存在的关系性质。“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意味着与诸如亚当·斯密这样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设想的荒岛鲁滨逊式的孤立个体的思想模型不同，马克思已经充分意识到了人的存在的根本性的关系特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成熟时期的作品中，在分析了作为原初历史过程的物质的生产与再生产、人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以及人与人之间在自然关系之外的客观社会关系之后，马克思最后才提到“很倒霉”地注定要受物质“纠缠”的意识，并直接对意识本身进行了一个界定——“我对我的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这是您所理解的关系性存在的一种形式吗？是不是也可以将马克思作为您“以文会道”的同道之一呢？实际上，在该书中您明确地批评了学科(discipline)之间壁垒森严的分化所造成的无力(debilitation)和故步自封：“广义而言，学科的自我规训之后果就是取消了其参与者的大多数的潜在可能性。”但您似乎又强调了这种学科的边界：“经济学家要探讨文学理论必须谨慎，求助神学的物理学家则令人怀疑，而迷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心理学家更是自找麻烦。”如果马克思在关于“关系性存在”的讨论中被排除在外，这会不会导致一种新的自我规训和无力感？

格根：我很赞赏你这里的评论。或许马克思本来也应该作为我在发展关系性存在理论时“以文会道”的同伴之一。我认为我之所以对探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感到犹豫，是因为它看起来往往是在强调公社(社区，或志同道合者的圈子)。然而，就我来看，将社区置于关注的中心，实际上是重复了个体主义的问题。也就是说，两个取向都是建立在有界的实体(bounded entities)概念之上的，两者在本质上是分裂的。而我试图建立的概念正是个人和社区这些概念之外的一个没有界限的关系过程。

王波：您这里谈到的关系过程同时是一种历史性过程。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不是自有的，它是人类感性对象性活动的结果，因而就其本质而言是历史的。对心理学而言，心理也总是被感性对象性活动中介过的心理，甚至可以说，心理本身正是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历史产品。

格根：我对于历史的关注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自那时以来，尽管它们的基本内容没有改变，却逐渐增加了一些新的探索维度。它最初的论点是“尝试建立历史上超越性的社会行为理论是错误的”。这个论点反对以建立人类社会行为的基本或者永恒真理为目标的假设检验的研究形式。我认为，我们的研究的基础是对某个历史节点行为的研究，而且由于行为随时间变化，积累知识是不可能的；大多数的研究要么反映当下的文明情况，要么反映过去的文明情况。在随后的著作中，对于大多数心理学理论都不考虑跨时间的变化这一事实，我很感兴趣。我们的研究主要是提供某个历史节点的人类行为的快照。所以如你所说，需要的是历史心理学。在这一点上，我和玛丽·格根博士一起编辑了一本名为《历史社会心理学》的著作。当我的建构主义工作开始之后，我的关注反而扩大了。我首先加入了批判心理学家的阵营，他们的批评总是针对各种流行学说(如行为主义、认知主义、神经心理学)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我也开始去探索借助理论来达到改变社会意识的潜在可能性。我开始撰写关于生成理论(generative theory)的著作。这种理论是特地为审思关于人类机能的现存假设以及开启更多新的有前景的可能性而设计的。

王波：但是心理学往往把改变社会意识的潜在可能性落实到个体之上。心理学家在实验中观察和操纵的抽象的被试“个体”向来是西方社会理论的经典模型或称“模式动物”。亚当·斯密的理想社会是由孤立的个人组成的，市场通过“看不见的手”调节个体的逐利行为，正如曾经的英国首相、新自由主义者(Neo-liberalist)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饱受争议的宣言所说：“没有社会这种东西。只存在单独的男人和女人，还有家庭。”您怎么看待这一心理学赖以成立的方法论？这似乎就是社会唯名论(social nominalism)在心理学中的表现。

格根：唯名论的批判之一即是，建构主义将世界还原成语言(如“语言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因此无法抓住现实世界的问题。这种观点会造成对建构主义思想的误解。建构主义指出我们一起创造出了对存在的理解(这种理解虽经常却并不是总是反映在语言上)，而且这种共享的理解指引了我们的行动。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取向并不排除个人主义，因为这是人类行为的建构之一，并且它对满足很多目的都有用处。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批判地看待这个传统，并且为创造替代的观点提供发展空间。

社会建构思想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声名鹊起，主要是因为许多这方面的理念对于其他思想的发展起到了中枢性作用。这包括对知识的社会性说明取代了基础主义的科学哲学，在社会理论中后结构主义取代结构主义和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这一切都与学术界和文化界总体性的后现代转向有关。在某种意义上，伯杰(Berger)和吕克曼(Luckmann)是一个重要的序曲，但他们的著作并没有反映其中任何一个运动，所以在后期的建构主义思想的发展轨迹中担任了相对不重要的角色。建构主义著作的先导作用在其早期发展的几十年时间里是关键性的，它们阐释了我们原本以为理所当然的事物事实上的建构特征，科学真理也包括在内。然而，在这个工作继续开展的过程中，新的工作具有更大的建设性，它尝试着建立新的理论，培养质询的新形式，通过创造新型实践来和社会直接接触。

王波：我很好奇社会建构论对您的个人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

格根：这个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当你把我先前提到的关系性维度加进去的时候。一开始，由于我理解人们的所作所为主要受到他们生活的形形色色的被建构的小世界的影响，相对于作为“本质主义者”的日子，我变得更加宽容以及好奇。我并没有急于去判断他们行为的对或错，而只是尽量去理解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我甚至从这份好奇心中获益良多，发现了值得探索的新的想法以及价值。我也将人们的行为看作更加依情况而定了，换一种说法，就是把他们的行为和他们所生活的情况联系起来，包括物理的和建构的两方面。这有助于增加对改变的可能性的乐观主义态度，以及寻找更有创造力的方式去改变。这样的想法的产生不仅与我的家庭生活息息相关，也与我工作所在的教育机构有关，它得益于我与同事之间和我处在社区中所拥有的各种关系。

王波：请您对中国的社会建构论研究者和实践者说几句话。

格根：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个领域存在巨大的潜在可能性。首先你需要从心理学传统的视角中转换出来，这可以帮助你真正地看清世界的本来面目，也就是说，给我们一幅有关人类行为的“真实图像”。寻找真理的道路会造就不合的思想，同时也受到各种局限。心理学家们开始竞争对“真理”的所有权。而当任何群体坚信自己比他者更优越时，他们会放弃聆听其他的思想。考虑一下，举个例子，认知主义者和行为主义者的战争，还有现在神经心理学家和事实上包括心理学的其他任何一切的战争。这些更像是范式冲突，简单来说，它们都是用以解释世界的不同方式，每一个流派为自己的学说提供可能性并抵制其他学说。所以，我们展开了理论和研究实践的新远景。这点在美国尤其重要，因为人们对定性研究的兴趣正迅猛膨胀。如我在最近的论文中所提出的，建构主义思想也指引着我们去发展研究实践，这样的实践远不止于报道当下的局势，而更要去创造新的未来。作为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一个途径，我们在追求心理学理论和研究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当你形成这样一个“我会先观察你，然后才知道关于你的事实”的观念时，你固然不会把自己与社会分离，但是借助于和人们的合作来建立多样化的理解，并且采取行动为创造更好的生活做出自己的贡献似乎意义更大。各种形式的行动研究就提供了类似研究的很好的例子，这在西方是非常重要的运动。

肯尼斯·J.格根(Kenneth J.Gergen)，国际知名心理学家，社会建构论的主要奠基人和领袖人物之一。其倡导的社会建构论掀起了心理学研究的一场重大革命，并重塑了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在全世界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他最著名的作品包括《朝向社会知识的转型》(1982)、《饱和的自我》(1991)、《实在与关系》(1994)、《社会建构论的邀请》(1999)、《语境中的社会建构》(2001)、《关系性存在》(2009)等。

本文基于格根教授访华期间笔者与其的一次单独面谈。

K.J.Gergen,Relational Being:Beyond Self and Communi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xvii.

Ibid.,p.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