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收藏的宋神宗熙宁铜钱

    美国《福布斯》杂志有每年评出全球十大富豪的传统，日前《时代》杂志公布了这份名单的一个“历史版本”，评出了有史以来最富有的十个人，其中包括洛克菲勒、成吉思汗等，上榜的唯一健在的人物是比尔·盖茨。据西班牙《世界报》8月1日报道，尽管很难对历史人物的财富进行衡量，但《时代》杂志通过对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采访，以及将各个历史人物的财富与当时其国家或王朝的国内生产总值做比较，认为上榜的这些人物在历史的长河中比其他人更富有。中国的宋神宗赵顼被《时代》杂志认为是有史以来第三富有的人，仅次于马里帝国国王穆萨和凯撒大帝。尽管宋神宗在位仅18年，去世时才三十多岁，但积累的财富不容小觑。在很强的科技创新和税收能力的帮助下，他在位期间的北宋国内生产总值占到全世界的25%至30%。  

    在中国历史上，宋神宗实在不算是一个十分著名的皇帝。他能够出现在中学历史教材中，只是由于他支持王安石变法，而王安石变法则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改革之一。宋神宗赵顼（1048—1085），初名仲铖，宋英宗长子，北宋第六位皇帝。北宋治平元年（1064）封光国公，后进封淮阳郡王、颍王。治平三年（1066）被立为皇太子。治平四年（1067）赵顼即帝位，时年19岁。1068年，改年号为熙宁，即命王安石推行变法，以期振兴大宋王朝，史称“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或“熙丰变法”。元丰八年（1085）赵顼去世，享年37岁，庙号神宗，谥号英文烈武圣孝皇帝。

    关于“宋神宗”这个庙号，涉及对他的历史地位的评价，很值得探讨。赵顼登基后烧了三把火，头一把就是熙宁变法。后面的两把火，则是元丰改制（改革官制和兵制）与用兵西夏。由此看来，赵顼确实是一个很想有所作为的年轻人。后来北宋第八位皇帝宋徽宗赵佶在执政初期也想有所作为，他将年号改为“崇宁”，即有“崇尚熙宁”之意。“慨念熙宁之盛际，辟开端揆之宏基”，这说明至少在宋徽宗这样的主政者眼里，宋神宗熙宁时代是一个改革的时代，也是一个鼎盛的时代，是堪与唐代的开元盛世媲美的。只不过宋神宗的作为结局都不怎么好，变法一再受阻，用兵最终惨败。因此，赵顼死后得到的庙号竟是“神宗”。根据谥法，“民无能名曰神”，也就是说，给他“神宗”的庙号，是因为“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说他好吧，不甘心；说他坏吧，不忍心。在中国传统语境中，表面上不好不坏的话，实际上都是含有贬义的。历史上被称为“神宗”的，还有明代万历皇帝朱翊钧。朱翊钧在位初期，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政务，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亲政后，励精图治，生活节俭，有勤勉明君之风范，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执政后期荒于政事，使大明王朝逐渐走向衰亡。《明史》对于朱翊钧的评论是：“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宋神宗与明神宗，有相似的地方，如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明神宗也曾支持张居正改革；但是他们也有很多不同之处，像百姓所熟知的明神宗几十年不上朝，甚至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那样的事，宋神宗似乎就没有。因此，让他们二人享用同一个庙号，这也真是令人“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宋神宗的历史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王安石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终，基本上贯穿了宋神宗统治时期。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了打击和限制，但是在推行过程中由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也使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加之新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在中国传统史家那里，王安石变法是被基本否定的，变法本身被认为是“急政”或“苛政”，由此引起激烈的“党争”，最终导致北宋的灭亡。对王安石变法评价的转机出现在近代，当时国人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急欲变法而富国强兵，遂使历史上的变法得到肯定的评价。梁启超1908年所著《王荆公》一书，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是20世纪评议王安石及其变法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革命导师列宁也很重视王安石，称赞他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宋神宗在位的熙宁、元丰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铸行铜钱数量最多的时期，一度达到年铸行铜钱五百多万贯的最高额。有人计算过，如果将这时期一年铸的铜钱一枚接一枚地排列起来，可以绕地球三周。与此同时，每年铸行的铁钱也有一百万贯以上。铜钱铸行量增加的主要动力之一是王安石变法。由于推行新法，税收中直接征收钱币的数量增加。尤其是募役法（又称免役法），将原来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则按贫富等级交纳一定数量的钱，称为免役钱，仅此一项每年就要征收钱币一两千万贯。要多铸钱，就要增加铸钱设施，这样，宋神宗时期也成为宋代钱监数量增加最快、最多的时期。宋神宗时期铜钱的流通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纪录，这与宋代社会经济文化呈现空前繁荣、国内国际贸易达到空前高峰是同步的。因此，借“盈千累万”一词来形容熙宁、元丰钱数量之巨，是可以用“贯”而不用“枚”为单位的。

    熙宁、元丰时期铸行铜钱数量最多，版别也最多。在这方面，无论是日本学者所编《新订北宋符合泉志》，还是中国学者所编《北宋铜钱》，书中都有极为明显的体现。寒斋存有熙宁、元丰时期所铸铜钱、铁钱数百枚，包括不同字体、不同面额的熙宁元宝、熙宁通宝、熙宁重宝、元丰通宝、元丰重宝等，从中能够充分感受到宋神宗熙宁、元丰时期的富足与繁荣。

    以前我们印象中的中国古代富豪，都是像西晋富翁石崇、明代大宦官刘瑾、清代大贪官和珅这样的人。这次《时代》杂志将宋神宗评为中国第一富豪，自然会让我们产生一个问题：虽然黄宗羲批评皇帝是“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 ，梁启超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那么就能将全国的财富当作皇帝一家的私产，算在皇帝一人的名下吗？

    外国人将宋神宗评为中国第一富豪，多多少少出乎我们的预料。但我认为这不是一种完全随意的排列和评价，它对我们应该有一点点启发。宋神宗其人、他所支持的变法、他的时代积累的财富、他的时代的科技创新和税收能力，以及他在位期间北宋国内生产总值为什么能占到全世界的25%至30%等，都有可能成为新的研究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