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乐有为  晚霞更美
罗文华

    现在的文化老人，一是长寿者多了，二是不仅长寿而且能够充分发挥余热者多了。享年92岁的学术大家来新夏先生，去世前不久还在撰文、讲座，最终实现了自己“有生之年，誓不挂笔”的诺言。享年90岁的老报人、老领导石坚同志，弥留之际还特意叮嘱身边工作人员说，自己新写的两篇稿还没见报。因此，在《天津日报》刊发的《石坚同志生平》中有这样一句话：“石坚同志自从事新闻写作工作以来，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笔耕不辍……”二十多年来，我为来新夏、石坚等老作者编辑过很多文稿，感受可谓真切，说句心里话，他们晚年的文章比年轻时写得更加成熟老到，更多几分人生况味，对年轻人更有启示作用。如果说他们做到了“庾信文章老更成”，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在天津，目前仍然坚持写作的著名老作家，有91岁高龄的杨润身先生和93岁高龄的周骥良先生。当年孙犁先生虽然活到90岁，但他早在临终前几年就已经封笔了。所以我对杨润身先生和周骥良先生说，他们的写作行为不仅挑战了生理上和精神上的自我，而且创造了天津作家高龄写作史的新纪录，实在值得钦敬和祝贺。还有阅历丰富的老报人张道梁先生，今年已是95岁高龄，在报纸副刊上依然新作迭出，足见其宝刀不老。目前中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加快老年文化建设，满足老年人文化需求，丰富老年人精神生活，增强老年人精神力量，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上述几位长寿的文化老人，在身体健康允许的情况下，继续为社会提供精神文化产品，同时也充实了自己晚年的精神生活，这对广大老年人也是会产生有益影响的。
    百花文艺出版社徐福伟先生寄来该社新近出版的由他责编的四本书。四本书的作者都是我熟悉的高龄文化名人：《我的求学之路》的作者季羡林先生，享年98岁；《少年书剑在津门》的作者周汝昌先生，享年95岁；《我与昆曲》的作者张允和先生，享年93岁；《百岁所思》的作者周有光先生，当下已臻108岁之“茶寿”，自称“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这本书就是编者和出版社献给他寿诞的贺礼。读了这几本饱含进取精神与人生智慧的书，我们深切地感悟到，老年期是人生发展的重要阶段，只有积极面对老年生活，保持身心健康，参与社会发展，提高生活品质，人生才能完美；如果更多的老年人像这几位老先生一样，树立终身发展理念，保持自尊自爱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那么这个愈加老龄化的世界也会更加完美。
    季羡林先生是我在北大求学时多次请教过的老先生，大多是在他往返于图书馆的路上。晚年的季先生每天清晨四点便起床研究、写作，被称为“北大的一盏灯”。他始终达观地面对疾病和死亡，他把江淹《恨赋》的最后两句“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改为“自古皆有死，何必饮恨而吞声”。这是他晚年得以再铸学术辉煌的坚实的心理基础。
    我为晚年的周汝昌先生做过十几年的编辑，常常感动于他在失明的情况下仍然乐观地治学。到后来，都是他的女儿周伦玲女士将他的文稿整理好录入后再传过来。周伦玲女士在《父女情深——清明遥祭父亲》中写道：“父亲晚年目疾愈来愈重，终于双目失明，什么也看不见了。但父亲目盲心明，老骥伏枥，勤奋不已，每年还能出版二三本新书。他的坚韧毅力，他的不阿精神，感染着我也必须催马加鞭，为父亲做得更好。父亲常常以诗言志，抒发抱负与情怀：著书岁月千秋志，伏枥心期万里游……”在周汝昌先生心里，著述是毕生无法推卸的文化责任。
    张允和先生是著名的“张家四姐妹”（“合肥四姊妹”）中的二姐，语言文字专家周有光先生的夫人。她长期担任俞平伯先生创办的北京昆曲研习社联络小组组长、曲社社长，将长达半个世纪的后半生年华，都奉献给了自己热爱的昆曲事业。她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写下四五十万字的《昆曲日记》，为中国昆曲事业留下了一部丰富而翔实的史料，读来倍觉珍贵。
    2011年年初我刚开博时，时年已105岁高龄的周有光先生就加我为好友。周先生85岁从语言文字专业领域退休，回到家中一间小书房中，每天大量阅读中英文书籍、报刊，将读后的文化思考写成一篇篇散文、随笔、杂文。百岁前后的十几年中，他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一篇文章问世，平均每两年就有一本文化散文集出版。在这些文章中，他提出了“科学的一元性”、“双文化论”以及人类历史演进“三分法”等新的理论观点，理清了一些复杂的世纪难题，振聋发聩。当代思想文化界的学者、作家，以及对文化感兴趣的广大读者，无论是老年、中年、青年，都有许多周有光的“粉丝”，深深服膺和敬佩着周先生。这种文化现象，被称为“老年人燃烧，中年人取暖，青年人受益”。
    “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这是刚刚站在90岁门口的叶嘉莹先生写的自励词句，也是她最喜欢吟诵的词句。在这样的文化老人身上，生命的执著与文化的执著已经合为一体，密不可分。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会让晚霞更美，夕阳更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