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重收藏是天津好传统
罗文华

    近些年在外地开会约稿，感觉到各地朋友对天津尤其是天津文化越来越看重，在这方面总有谈不尽的话题。其中给大家比较深刻的一个印象，是天津的文人重视收藏、喜欢收藏，而且善于利用藏品做学问、写文章，天津的文化风格因此而显得扎实、牢靠、少虚妄、不浮躁。
    对此，我比外地朋友更有深切的体会。治学必先收藏，著述必有实据，靠藏品说话，拿实物较真，收藏即是生活，藏品滋养精神，这确是天津文人的优秀传统。天津文人不以收藏自矜，其实他们中间不乏名副其实的收藏家，只不过其收藏之名往往为学问之名所掩罢了。
    在对天津城市文化进行分析时，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如“盐商文化”、“运河文化”、“码头文化”、“移民文化”、“商埠文化”、“租界文化”等诸多概念。笔者认为，虽然其中任何一个概念也无法完全涵盖天津城市文化特色，但至少自清初至近代开埠初期的近二百年间，盐商在引导和推进天津文化方面发挥的作用最为重要。盐商巨富查氏水西庄的文化贡献极为显著，而收藏便是其中一个大项，藏品包括经史、方志、地理、诗文、书画、金石、文物等，数量多，种类全。查氏等清代天津盐商的收藏理念，于今仍有一定的余响。
    难能可贵的是，天津盐商富而思文、重视收藏者不在少数。康乾时期以业盐而成为巨富的安尚义、安岐父子，收藏之阔，鉴赏之精，名扬全国。曾被乾隆皇帝收藏过、现存于天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雪景寒林图》，就经过安岐之手。《雪景寒林图》为北宋著名山水画家范宽所绘，安岐在其《墨缘汇观》中曾经著录和赏评，画上钤有“安氏仪周书画之章”等印。此外，安岐还喜欢收藏古代典籍，家中多藏善本。他出资刻印书籍名帖，重刻过孙过庭《书谱》数石，曾嵌于扬州康山草堂壁上。安岐选择其精美书画藏品，汇录于《墨缘汇观》一书。该书汇录法书始于三国魏钟繇《荐季直表》、西晋陆机《平复帖》，止于明代董其昌；名画始自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隋代展子虔《游春图》，亦止于明代董其昌。正录记叙纸绢、作品内容，凡名人题跋、收藏印记、装裱、纸绢、尺寸等，一一毕举，使后人得据以考察真伪。间作考订，并论书法、画法。续录仅载标题，略记大概。安岐治学严谨，鉴别认真，叙述简当，为同类书中精审之作。《墨缘汇观》近年翻印甚多，可见其作为著名中国书画评鉴著录书的价值，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和利用。像安氏这样的大盐商如此重视收藏文物，进而治学著书，对天津城市文化特色的形成和走向无法不产生重大影响。
    清末民国时期，天津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高官巨富的聚居地，也成为文物收藏的一方热土。同时，天津大量的奇珍异宝又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文人雅士，促进了天津文化的繁荣。徐世昌、梁启超、李盛铎、罗振玉、方若、袁克文、陶湘、王襄、周叔弢等，都是天津的著名文人兼大收藏家，他们学养丰厚，独具慧眼，以各自的珍贵藏品佐证了中国辉煌的文明史。
    令人欣喜的是，天津现当代文人继承了历代文人治学兼顾收藏的好传统。很多卓有成就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如龚望、李鹤年、林崧、方纪、吴云心、唐石父、王学仲、张仲、涂宗涛、杨大辛、华非、张金明、邱思达、冯骥才等先生，都拥有丰富而有特色的藏品。天津中青年学者重视收藏而著述丰硕的更是大有人在，如章用秀先生对天津乡贤特别是李叔同师友书画墨迹的研究，姜维群先生对民国家具和扇骨的研究，由国庆先生对老广告和民俗文化的研究，都以大量的独家藏品为依据，使其研究工作更具有可持续性，研究成果更具有真实性，得到了海内外专家和读者青睐，让他们感叹天津真是藏龙卧虎，这无疑也增强了天津文化的传播力。
    虽然文人重视收藏并非天津一地的独有现象，但是天津文人收藏自古代、近代、现代直至当代一脉相承，藏品或家传，或师承，或转让，或捐赠，递存有绪，文人收藏家掌握社会主流话语权，收藏作为文化的重要性成为民间共识，文人收藏的成果影响地方学风、文风，成为城市文化鲜明特征之一。在全国各大都市中，天津的这些特点是十分突出的，也是值得研究的。
　　“沧海日，赤城霞，峨眉雪，巫峡云，洞庭月，彭蠡烟，潇湘雨，武彝峰，庐山瀑布，合宇宙奇观，绘吾斋壁；少陵诗，摩诘画，左传文，马迁史，薛涛笺，右军帖，南华经，相如赋，屈子离骚，收古今绝艺，置我山窗。”这是清代文人邓石如为书斋所撰楹联。多少年来，兼容物我、家国、古今、情志，囊括众美，是文人的一种理想。有了这样的理想，人生才可若云蒸霞蔚，波澜壮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天津文人喜爱收藏，正是寄寓着这样美好的理想。如此宝贵的传统，我们没有理由不继承下来、坚持下去，并且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