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还科举状元以公道
罗文华

    每年高考录取结束后，报纸上总要刊发些文章，安慰一下高考落榜者。对考生及其家长进行安慰和劝导，鼓励落榜者继续努力争取来年取得好成绩，或者建议他们走入社会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这本是有助于减轻心理压力、促进社会和谐的好事，但是偏偏有人借题发挥，把文章做过了火候，特别是借此竭力攻击古代状元及科举制度。这样的文章往往知识错谬、逻辑混乱，很容易误导读者。
    写关于高考落榜的文章，喜欢举这样一个例子：一位作家曾经做过一个试验，“他把两份名单给10个人看，问他们对这些人是否熟悉，为什么熟悉，结果很出人意料。第一份名单是：傅以渐、王式丹、毕沅、林召堂、王云锦、刘子壮、陈沅、刘福姚、刘春霖。第二份名单是：李渔、洪升、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洪秀全、袁世凯。结果，10个人对第一份名单一个都不知道的有7人。10个人对第二份名单中的大多数人都知道。可以很肯定地说，普通人群中熟悉第二份名单的比熟悉第一份名单的肯定要多得多……可是，在当时，第一份名单中的人物是多么辉煌与显赫啊！而第二份名单中的人物呢？曾经是那样门庭冷落，默默无闻。为什么？因为第一份名单里的人，全是清朝的科举状元，第二份里的呢，全是清朝的落第秀才”。
    这些作者可能是想告诉读者，落第秀才可以比科举状元更优秀。但他们举的这个例子却实在太蹩脚。或许这些作者自认为这个例子“独出心裁”，这个试验“很有趣”，这两份名单“很能说明问题”；其实，这不过是一个故弄玄虚、一戳就破的伪命题。
    首先，比较方法不科学。清代科举状元共有114人，这是个实数；清代落第秀才有多少，没见过统计资料，但落第秀才指的是那些没有中举的秀才，有人估算清代举人总数约在二三十万人，那么清代落第秀才总有几百万人吧。那位作家从114人的范围内挑出9个他认为最不优秀的人，又从几百万人的范围内挑出9个他认为最优秀的人，然后批评前者不如后者优秀。试问，这跟批评汽车的前轱辘不如后轱辘靠后有什么区别？这种极不合理的采样、极不公平的比较，怎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呢？
    依照那位作家的逻辑，我也做了两份名单，每份名单也是9个人。第一份名单是：安德鲁·杰克逊、马丁·范布伦、威廉·哈里森、约翰·泰勒、詹姆斯·波尔克、扎卡里·泰勒、米勒德·菲尔莫尔、福兰克林·皮尔斯、詹姆斯·布坎南。第二份名单是：约翰·洛克菲勒、马丁·路德·金、比尔·盖茨、埃尔维斯·普雷斯利、迈克尔·杰克逊、查理·卓别林、欧内斯特·海明威、戴尔·卡耐基、阿诺德·施瓦辛格。我也把两份名单给10个人的“普通人群”看，结果，这10个人几乎都不知道或说不清第一份名单中的9人究竟是干什么的，而几乎都知道第二份名单中的9人并且能说出他们的大致成就。我告诉他们，第一份名单中的9人都是美国总统，而且他们是19世纪9名任期相连的美国总统，并不是我从历任美国总统中特意挑选出来的。根据我的这个试验，是否也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上美国总统的人不如没当总统的美国人优秀。无疑，这样的结论是荒谬不经的。
    其次，知识发布不准确。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历代科举状元肯定是有一些相对来说成就较小而被后人所淡忘的，但是那位作家所提供的第一份名单上的9人实际情况却并非完全如此。如乾隆年间状元毕沅，学术成就很高，文化贡献很大，他所撰《续资治通鉴》至今仍在印行，其中《岳飞》一文曾被选入初中语文教材。再如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是馆阁体书法的代表人物，尤精于小楷，其作品屡见于当下书画市场，今人编辑出版的《刘春霖书法集》还获得了中国书法兰亭奖。像毕沅、刘春霖这些人，恰恰体现出科举状元优秀之处，那位作家将他们列入第一份名单，也恰恰证明他不太了解状元，不太熟悉科举。
    事实上，科举制度为古代中国选拔了众多的人才。状元中的杰出人才，就有贺知章、王维、柳公权、张孝祥、文天祥、吕蒙正、杨慎、翁同龢、张謇等。通过进士及第才得以施展抱负的杰出人才，更是不胜枚举。南京大学历史系所编《中国历代名人辞典》，所载唐代至“五四”以前历代名人，除帝王、宗室、将领、农民起义领袖和宗教人士外，约有1480余人为朝廷官吏和文化名人，其中进士及第者多达800余人。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是有才能、有成就的。
    正如当代高考制度并非十全十美、尚需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一样，古代的科举制度也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在很多情况下是利弊相间、瑕瑜互见的。但是，为了安慰高考落榜者而拿科举状元说事儿，字里行间对其有意贬低，却又不能传播正确的知识和观点，这实际上是于事无补、于人无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