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鸿爪录》序

罗文华

    文华按：今天收到上海远东出版社黄政一先生所寄他策划并责编的孙玉蓉女士新著《文坛鸿爪录》，特将拙序贴出。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以编著《俞平伯年谱》和编辑《俞平伯研究资料》而知名于当代学界的孙玉蓉女士，最近将她的学术随笔和史料文章结集为《文坛鸿爪录》，交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我作为孙玉蓉论著的“粉丝”级读者，也是她在报纸副刊发表文章的编辑者之一，为此感到非常高兴。
    收在《文坛鸿爪录》中的几十篇文章，无论是记述现当代文坛名家逸事的，还是披露现当代文学研究新发现的，都具有资料详尽、考证细致、叙述清晰、语言质朴的特点。这也是孙玉蓉数十年来治学为文的一贯特点。张中行先生、吴小如先生等老前辈，早在十几年前就提示过我，应该关注孙玉蓉——她的学问很扎实。且以孙玉蓉所下功夫最大的研究对象俞平伯先生为例，此书收入相关文章十余篇，从不同侧面介绍了这位红学家、文学家、世纪老人丰富复杂的人生经历，以及他与陈寅恪、叶丁易、周策纵、谢国桢等著名学者的友好交往，不仅翔实地反映了他的学术成就、文化贡献，而且也真切地呈现出他的奇高骨气、大家风范。借用张中行先生的话说，这些文章“咀而嚼之，可以亲近俞先生学识、人品等方面的高风”。而支撑这些精彩文章的，是作者所做大量钩沉剔抉、条分缕析的工作。
    孙玉蓉治学，以资料见长；或者说，她的学术研究，以资料为本源，为基础，为出发点，过程充分利用资料，成果体现资料优势。在《俞平伯年谱》、《俞平伯研究资料》等著述中，这个特点自然是显现得非常鲜明；今观《文坛鸿爪录》，资料的挖掘和运用依然是当家特色，但除了这个特色之外，作者对于义理、考据、辞章三位一体综合效能的发挥，尤其是以考据（考证）激活资料的方法，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天津《大公报》等近现代大报名报，不仅其本身作为文化遗产而堪称报业宝库，而且其副刊也是文学宝库和学术宝库。近些年来，孙玉蓉将研究重点倾移到近现代几家大报名报的副刊上来，她带着多年留意的学术问题埋首于故纸堆里，苦心搜寻，颇有所得，经过认真辨析和仔细探究，分别撰写了鲁迅、徐志摩、季羡林、杨绛等著名文人与《大公报》副刊之间关系的文章，其中很多过往的情况都是以前无人谈及或含混不清的，很多结论也都是发前人所未发的，弥足珍贵。她以自己的实践证明：在现代学术研究中，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依然是相互统一、不可偏废的；三者作为构成“学问”、“文章”的一部分，各有存在的需要和价值；三者应该互相吸收和补充，以使各自更加丰富和完善。
    孙玉蓉治学为文，态度十分严谨，在此我仅举一件亲历之事。数年前，她发表了一篇关于季羡林与《大公报》的文章，得到专家和读者的好评，季羡林先生逝世时多家媒体皆予以引用。后来，孙玉蓉写信给我，坦言自己发现了这篇文章的一处失误。原来根据季羡林日记判断“窘羊”是他的笔名，后来发现“窘羊”其实是张骏祥的笔名。孙玉蓉在那封信里恳切地说，“多么希望有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这次出书，她将书稿传来命我写序时，还特意记着告诉我，书稿删去了那一段有误的文字，“出书给了我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
    孙玉蓉女士曾经担任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是天津学术界的骨干，长期承受着繁重的科研任务；然而，令人敬佩的是，她在孜孜矻矻钻研业务的同时，还肯于牺牲自己的宝贵时间，为很多位天津的老作家、老学者整理资料、编辑文集，做了难以胜数的不计名利、默默无闻的实际工作。寒斋所存很多套天津老作家、老学者的文集，都是孙玉蓉女士多年来陆续赠给我的，我知道，在这些厚重的文集里面，浸透着她的无数心血和汗水。品读《文坛鸿爪录》中的文章，我们可以随处感受到老先生们与孙玉蓉之间的深厚友谊和真挚信任，以及老先生们对孙玉蓉的热情指导和倾心帮助，我想，这友谊，这信任，这指导，这帮助，一定与孙玉蓉高尚的人品、无私的襟怀和尊贤敬老、乐于奉献的精神有很大的关系。
    东坡有诗《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爪印，鸿飞那复计东西。”后人常用“鸿爪”一词，比喻往事留下的痕迹。读罢《文坛鸿爪录》，我再次体悟到人生的崎岖而多彩，学问的艰深而有趣。我想，年逾花甲的孙玉蓉女士以“鸿爪”为自己的文集取名，除了有铭述前辈治学足迹的想法，或许还有记录自我读书履痕的用意吧。
        2012年5月23日写于天津镇东晴旭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