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开放
罗文华

    诗人北岛说过：“回想80年代，真可谓轰轰烈烈，就像灯火辉煌的列车在夜里一闪而过，给乘客留下的是若有所失的晕眩感。”我怀念80年代，因为我在“若有所失”中“实有所得”。在那个开放的年代里，我的心是开放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学习外语。
    80年代初，我十五六岁时，经过两轮课外学习，日语达到初级程度，可以翻译日本报刊上的短文，也能用日语写千字文。虽然是初级程度，但我学的是北京大学东语系日语专业的教材。这套教材的第一册，我学习的时候尚买不到，日语老师就让我把他用的那本教材全部抄了一遍。1983年我考进北大没几天，就到北大出版社服务部买了一本原书，以作纪念。和我们一起听中文课的，有几位日本留学生，有的还到宿舍找我借听课笔记，有时我就与他们在课间休息时进行简单的日语对话。
    我的大学室友孔庆东，来自哈尔滨，学的是俄语。他在近年出版的《醉侠孔庆东看北大：千杯不醉》一书里选录了几段他的大学日记。1983年9月，大一开学不久，他记道：“开得俄语买书证，给罗文华也买了一套。”当时我是想和孔庆东一起学俄语的，但是没想到他的俄语水平高得出奇：他一个中文系的学生，与俄语系的学生一起上课，但每次考试成绩都比俄语系的学生高，最后俄语系决定让他免修一年俄语。我每天在宿舍里听孔庆东读俄语，也跟着练习打嘟噜。大学毕业后，我试着自学俄语，喜欢选读些文学名篇名段。
    我喜欢法国文学。喜欢深了，就特别想学法语。80年代末，与在大学里教外语的高为先生结为书友，他鼓励我学习法语，还把他自己用的一本《法英双语词典》送给我。其实，不光是法语，那些年，我一听说电台或电视台要播出外语教学的节目，就赶紧买来教材跟着学习。学了一段时间，由于工作忙、家务多，实在没能跟上，就等待下次播出时再买新教材跟着学。因此，在我的书柜里，保存着我用过的许多不同年份出版的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语种的教材，以及相关读物和大小词典。但对法语，我确实更偏爱些。
    读外国经典作家写的书多了，总觉得拉丁文十分重要，但在80年代，我不仅找不到一位拉丁文教师，就连一本简单的拉丁文教材也买不到。一天，我太太一位在医院图书馆工作的同学打来电话，让我太太带着我赶到她所在的图书馆，从该馆即将处理掉的旧书中挑走几本我有用的。在熏染着医院消毒水味道的泛黄的旧书堆里，我一眼就看到了一本薄薄的《医用拉丁文》，如获至宝，拿回家后翻来覆去看了好几天。后来，无论看什么书，只要书中有译自拉丁文的引文，我都要设法查查原文，因为我知道那些原文不是警句就是睿语。
    80年代后期，天津市世界语协会十分活跃。该会负责人高成鸢先生积极动员我参加活动，并指定专人帮助我提高世界语水平。那个时期，我几乎每个周末的晚上都去马场道市社联参加世界语交流活动，在明亮的灯光里深深地感受到天津“世界语者”们的热情与友好。高成鸢等先生还举荐我成为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会员、天津市世界语协会常务理事。我也根据大家的意见写过内参，为世界语能够成为天津市职称考试语种做出努力。
    英语是我的第一外语，从小学到大学，我在课堂里学了十来年，其中大部分时间也在80年代。我大学的几位女同学，中文好，英语也好，后来到国外深造，现已成为美国、加拿大等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知名的汉学权威。对于我来说，与很多同龄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学英语肯定是投入大于产出，但我从不因此而后悔。我觉得，英语不只是一种语言，它还是我们放眼世界的窗户。离开80年代已经二十多年了，有个习惯我却没有变：在我每年购买的图书中，英文书都要占有一定的比例。
    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有这样的诗句：“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如果说记忆是时间之神的赏赐，那么20世纪80年代就是无尽的历史对我们有限的人生的赏赐。回顾自己学习外语的点滴琐事，记住这样一个时代，不仅仅是为了缅怀过去，更重要的是，它能帮助我们永远葆有一颗开放、进取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