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日风景自有它丰美之处
罗文华

    近年来，我关注到天津中青年学者在两个领域取得的成果，一个是对以天津为中心的民国北派通俗小说的研究，一个是对以天津为重要收藏基地的民国书报刊的书话写作。前者以近期出版的张元卿、王振良主编的《津门论剑录——民国北派武侠小说作家研究文集》为代表，该书分为五个部分：民国通俗小说综合研究，还珠楼主研究，宫白羽研究，王度庐研究，以及郑证因、刘云若、朱贞木等研究，它以新颖的角度、大胆的质疑、鲜为人知的史料，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后者的最新成果是近期出版的李夫力所著《民国杂书识小录》，该书分为四个部分：西风送书来、带图画的书、沽上寻故纸、被遗忘的书和人，这些文章可谓历史的旁证，读来随处可见历史的痕迹和缩影，也是继张元卿的《漫拂书尘》、侯福志的《天津民国的那些书报刊》、倪斯霆的《旧人旧事旧小说》和马波的《浮梦旧书海》之后，天津中青年学者近年出版的又一部以民国时期出版的书报刊为主题的书话集，在各地学人和读者中颇有影响。
    对以天津为中心的民国北派通俗小说的研究，和对以天津为重要收藏基地的民国书报刊的书话写作，看似是两个领域，其实它们之间关系非常密切，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文化现象的双翼。民国时期大量的文学现象、学术现象、出版现象，大量的作家、作品，都无法回避地呈现在这双翼上。这些有文化眼光的天津当代中青年学者，抓住民国时期天津文化的丰富多样性特质，在这两个领域进行深入细致的挖掘与整理，不断推出新发现、新成果，业已初步形成当代天津新的学术生长点和新的出版选题库。
    天津学者的这些新发现、新成果，引起海峡两岸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叶洪生、龚鹏程、林保淳、范伯群、周清霖、孔庆东等著名专家学者近年都为此专程来津考察交流，对天津的这一历史文化现象进行了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学术论证。史料说明，民国时期一大批通俗文学大家、名家，如董濯缨、赵焕亭、凫公、戴愚庵、刘云若、还珠楼主、宫白羽、郑证因、何海鸣、朱贞木、李燃犀等，都长期在天津工作、生活和出版作品，使天津成为民国北派通俗文学的重镇，同时也推动了天津报业的繁盛。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很多专家学者都对当时天津等地的小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孔庆东就认为，研究小报上的作品，“为整个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拓展了空间”。
    然而，对待通俗文学和小报作品，我们还是能听到另外一种声音。如对小报作品，就有学者认为：“今天一些研究者对60年前、80年前小报副刊的研究，不正是让那时的人们感到滑稽的事吗？现代小报副刊上的作品，是现代文学之一部分，这当然是铁的事实，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邻猫生子般的事实。这些小报作品，在当时没有起码的可批评性可研究性，在今天也没有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的资格……”其中提到的“邻猫生子”，是一个洋典故，见于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所转述的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的话：“或有告之曰：邻家之猫，昨日产一子，以云事实，诚事实也；然谁不知为无用之事实乎？何也？以其与他事毫无关涉，于吾人生活上之行为，毫无影响也。”对现代小报副刊作品不屑一顾的学者就认为，“如果某种‘史料’仅仅包含邻猫生子一类的信息，那它实际上就只能算伪史料”，而对这种史料的发掘，就是“伪发掘”。
    对此，我则以为，用“邻猫生子”来比喻现代小报副刊作品没有价值，未免有失宽容。即使当时的文学批评研究界没有人注意这些小报作品，没有人把批评研究的目光投向这些小报副刊，没有人认为它们也应该进入批评研究的视野，也并不等于这些小报副刊和小报作品现在就没有研究价值。如果按照他们的思维模式，那么古代民歌《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恐怕就不会流传到今天，更不会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材，被列为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了。我赞同潘宝海先生的看法：“史料研究应以真实反映、还原历史为准绳，而不是以价值大小来做研究上的分岭……与今日以占有的资源抢占、瓜分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风气相比，这种以老报刊为研究对象的‘伪发掘’倒值得尊重。”
    2007年，我到北大五院参加毕业20周年聚会时，孔庆东特意问我天津有哪些图书馆和私人收藏家存有民国小报。我知道他要更多地看这方面的东西，做这方面的学问。一位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过鲁迅和金庸的学者，肯花费大精力研究当时零售价只有一分钱的市民小报，并在学术上有所斩获，正是对历史和文学丰富多样性肯定与尊重的表现。
    姜德明先生的《流水集》近日再版，使我们得以重温这位著名报人、藏书家、书话家在该书引言里发出的真切的人生感悟：“在旧书肆的新文学版本还没有被拍卖家们包围的年代，我是个痴迷的搜访者。写书话也没有什么堂皇的设想，总以为历史不应被割断，往日风景自有它丰美之处。”是啊，“往日风景自有它丰美之处”，但需要我们去重新发现；有些历史已经被“割断”，也需要我们去细心补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