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书话“啃老族”扎一针
罗文华

  姜德明先生签赠书话集《与巴金闲谈》，香港文汇出版社2010年7月再版

    近日，与书话研究专家王成玉先生通信，谈起书话写作与出版现状。我说，当前看到报刊上的书话文章，常有千篇一律之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年轻的作者在读书、写作方面不肯下功夫，失去创造力，却总想从老先生那里讨饭吃。成玉先生鼓励我作文谈谈这个现象，给书话“啃老族”的屁股上扎一针。
    “啃老族”，也叫“吃老族”、“傍老族”或“尼特族”，他们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具有谋生能力，并非找不到工作，而是主动放弃了就业的机会，赋闲在家，不仅衣食住行全靠父母供养，而且花销往往不菲，社会学家称之为“新失业群体”。如果给“啃老族”一个最简单的评价，那就是：没出息。
    年轻的文人在文章里向年老的文人表示敬意，当然值得肯定；然而，倘若年轻的文人靠着年老的文人写文章，那就太没出息了。看看现在报刊上发表的书话，看看现在出版的书话集，就知道书话“啃老族”真的已经成为一道文化景观了。
    这些年轻的作者，学无所长，藏书又不够档次，文笔也拿不出手，于是看好“啃老”一行，大写起书话来了。他们大多采取如下步骤：第一步，给那些功成名就、著作等身的文化老人写信，充分表达自己渴慕已久的心情，以及亟待学习的愿望。同时，汇上书款，要求文化老人在其著作上签名后寄来，自己会好好拜读、珍藏。当然，也会有一些年轻的作者不辞千里之远，提着土特产，直接登门拜访文化老人，这样当场就能够得到签名本，而且拿着头一位文化老人的签名本再找第二位索要签名本，就会容易一些了。第二步，利用已经到手的文化老人签名本做文章，写书话。这些“书话”大抵是一个套路：先写自己在没认识老先生之前，就如何崇拜老先生，如何做梦都想见到老先生；再写见到老先生或接到老先生寄来的书之后，老先生对待自己是多么的热情，老先生表现出多么高的人格魅力，自己是多么的感动；最后则是对老先生其人其书的大段介绍，基本上是从老先生的书里抄的，而且抄的路数一样——不同作者写同一老人，就像是一个作者写的。第三步，将这些“书话”投给报刊。一些小报小刊的编辑，既约不来老先生写的稿件，又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见有写文化老人的稿件，为求名人效应，也不加甄别审理，就给这样的“书话”大开绿灯。而这些“书话”作者得名得利，吃惯了甜头，进而聚文凑册，买个书号一印，书出来后再给老先生们寄去“求正”，哄得老先生们高兴，再赠来更多的签名本乃至墨宝……
    回想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喜欢书话文章，特别是张中行、金克木、陈原、冯亦代、姜德明、董鼎山、谷林、孙犁、柯灵、黄裳等老先生撰写的书话，倡导读书之风、思考之风、探索之风和平等待人之风，反对官腔、八股，因而受到读者的拥簇，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再看现今“啃老族”生产的“书话”，写的是空话套话、八股文章，传播的是投机取巧、重名重利，实与当年老先生们书话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背道而驰。鲁迅在《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中说“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没有创造力的书话，实际上就是“自欺力”在起作用。
    近些年，随着“书话热”的持续升温，关于“什么是书话”的问题，也引起了一些争论。有人要给书话定一个框框，有人要突破书话的固有模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就书话本身来说，我觉得，不管人们怎样试图重新评定它的概念，唐弢在《〈晦庵书话〉序》中首倡的书话散文四要素，依然是站得住的，即“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同时，我也觉得，书话文体仍然是一个可以自由表达的窗口，写作上可以有不同的侧重点，藏书家、思想家、学问家、文学家都可以在书话中发挥出自己的特长，读书无禁区，怎么写都可以，但就是不能人云亦云、言之无物。
    前不久，收到姜德明先生寄赠的香港文汇出版社再版的他的书话集《与巴金闲谈》。巴金爱书是出了名的，姜德明更是藏书大家，两人在闲谈和通信中，几乎都围绕着一个“书”字，使读者如饮甘霖，受益匪浅。这样的书话集，知人知书有见识，足以引导阅读，唤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反观那些“啃老族”出的“书话集”，我不禁要问：大小伙子，大老爷们儿，自己干点儿什么不好，何必总跟白发苍苍的老头儿老太太熬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