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我眼，即我有
罗文华

 董桥收藏的明代剔红荔枝圆盒

    看了我那篇《玩转那一晕旧时明月》，董桥的“粉丝”、北京作家董小染女士即发来网信，问了我一个非常值得推究的问题：“把这么多字画藏品拿出来拍掉，董桥是不是会心痛上几天？”
    且不说董桥自己的感受，此事连我都觉得心痛。一个文人，怎么可以把精神上与自己息息相通乃至相依为命的东西卖掉呢？这不等于英雄卖宝剑、美人卖妆奁吗？
    最初得知董桥将其书画藏品拿出来拍卖的消息，我也不敢相信真有其事。说不敢相信，还不如说不肯相信，更不如说不忍相信。董桥出版的几十种著作我都看过，其中有些在大陆尚未出版过，我是特意托友人从香江代购或网购来的。因而我知道，董桥的那些藏品是他花了几十年时间，费尽周折，从世界各地辗转搜集来的，其中很多藏品都有着独特的背景和复杂的传承，它们身上或薄或厚的包浆，都浸透着收藏者的心血与情感。特别是它们已经荣幸地成为董桥许多随笔佳作的主角，董桥的读者熟悉和喜爱它们，如同熟悉和喜爱董桥。而今一场拍卖会下来，它们已经不再属于董桥了，真让人有些刹那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感觉。就在这时，董桥的另一位忠实读者、百花文艺出版社编审高为先生还来问我：“你说，董桥这些藏品是不是被很多买家分别买走了？”我正惋惜，无以解忧，便颇有些不礼貌地反问他：“你满怀辛酸地提出这种答案明摆着的问题，难道是想让回答者比你更辛酸吗？”
    我想，要摆脱这种惋惜和辛酸的心情，把这个文化现象想通，还得找个明白人聊聊。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董桥的朋友、天津著名收藏家张传伦先生。传伦先生平素倾心收藏古董、古石，闲时喜欢临帖练字，前不久他出版的专著《柳如是与绛云峰》还得到了董桥的激赏。以前有一次谈到收藏精品的价值时，传伦先生曾深有感触地说：“就和董先生说得一样啊，现在坊间的老东西确实比晨星还少哩！大家富了，艺术的世俗功能也多起来，万竿空心的商机牵起满街嫁妹的投资，书画市场炒成天价不必说，原本是书斋多宝格中的怡情雅玩也变身成了银行保险箱里的万贯家业，要再守不住几样好东西，还能有几缕清风、几晕明月陪我老去呢？”谈到董桥这次的割爱，传伦先生笑着解释道：“董先生这次拍出的是书画藏品，而他最有价值的藏品是杂项。他的文房杂项不是一件也没有动吗？”
    传伦先生的话，似乎可以慰藉一下我和很多“董丝”、“桥迷”近来一度极为失望的心灵。然而，冷静下来，我又想：董桥今天可以把这些字画藏品拿出来拍掉，明天能保准不把那些杂项藏品拿出来拍掉吗？
　　其实，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永远的收藏家，收藏家只不过是其藏品暂时的保管者或拥有者。以撰著《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享誉海内外的中国古典家具收藏大家王世襄先生，他的收藏观就比较豁达，认为一切收藏皆“由我得之，由我遣之”。对于一切藏品，他的态度是：“只要我对它进行过研究，获得知识，归宿得当，能起作用，我不但舍得，而且会很高兴。”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博物馆新建，王世襄的老友、香港实业家庄贵仑想买一批家具捐给上博，以了却父亲的遗愿，经与王世襄多次商谈，最后以市值十分之一的价格买下了王世襄所藏的79件珍贵家具。王世襄用这笔钱在北京朝阳区芳草地购寓所一处，在俪松新居，他开始了晚年著述的最后一个重要阶段。王世襄虽然失去了那些珍贵家具的拥有权，但他却因此赢得了一个幸福安定的晚年，并在这个幸福安定的晚年里创造了新的学术辉煌。其得与失，显而易见。
    回过头来再看董桥，他对收藏原本也是十分达观的。记得他曾经说过：“收藏、鉴赏和研究是孤独而不寂寞的游戏。孤独，说的是非常个人的文化生活：一得之愚，偶得之趣，都不足为同道说，说了同道也未必有分享的气度；集藏之家天生是酸葡萄家。不寂寞，说的是自得其乐和自以为是的偏心，自家的藏品都是稀世的珍品，越看越好，人家说不真是人家浅薄。”董桥就是以这样平和、宽容的态度，用自己的稿费购买自己喜欢的藏品，并以自己的学养品读出藏品中深厚的文化内涵，在自己的随笔中写出文人特有的高雅境界、高华气派、高贵品位与高卓精神，成为当代文人收藏的一个典范。
    “过我眼，即我有。”与所有财富一样，古玩字画也是身外之物。如果我们平生有幸与它们相遇相伴，能做到悦目赏心，也就足够了。

    （已刊于2011年2月21日《天津日报·满庭芳》之“罗眼看文化”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