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橥文学“谜”与“奇”
——倪斯霆《旧人旧事旧小说》序
罗文华

http://ec4.images-amazon.com/images/I/411q1A5UZdL._SL500_AA240_.jpg

    获悉倪斯霆兄大著《旧人旧事旧小说》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我如逢大喜，高兴万分。
    斯霆兄致力于民国通俗小说研究二十余年，积累了丰厚的第一手资料，发表了上百篇重要论文，还参加过多次海内外高级别的学术研讨会，在这个领域中影响很大。我的母校北京大学的几代中国文学史研究权威专家，如吴组缃、吴小如、段宝林、陈平原、孔庆东等先生，都曾特别关注和高度评价过斯霆兄的学术成果。日本东京女子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伊藤虎丸先生，俄罗斯联邦科学院通讯院士、著名汉学家李福清先生等，也曾对我赞扬过斯霆兄发表的文章。然而，斯霆兄一贯老实做人，扎实做事，安心修炼，不急不躁，时至今日才出版自己的第一部专著，真正是博观约取、厚积薄发。在当前浮躁、粗糙流行的文化环境中，斯霆兄这种审慎、谨严的学风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也正因为此，斯霆兄这第一部书让我等待与期盼了二十年。今天有幸为这部大著写序，自然有千言万语要说，但总不能像梁启超为蒋百里《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那样，喧宾夺主甚至反客为主吧。现仅就《旧人旧事旧小说》一书的主题、内容和写法，略陈一二拙见，以便于读者了解此书。
    斯霆兄的民国通俗小说研究工作，始终是站在“重写文学史”的学术高度进行的。他认为：中国现代小说史是绚丽多彩、流派纷呈的，是应该由新文学作家、各社团流派作家及为市民写作的通俗文学作家的作品共同构成的。然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各种现代小说史及教科书，几乎无一例外地沿袭着以新文学作家为主流，各社团流派作家为支流，对通俗文学作家漠视无睹、不予入流的编撰模式。近年此种状况虽有改观，一些新出版的现代文学史论专著及教科书已将新文学作家与各社团流派作家进行了整合混编，但对通俗文学作家及作品仍采取轻视态度，即使偶有述及，也是观点陈旧、文字寥寥且错漏迭出。针对这样的研究状况，斯霆兄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其实民国通俗小说作家与作品绝不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陪客”，这些作家的作品在当年所拥有的读者群与产生的影响力，当为新文学作家与各社团流派作家总和的数百倍乃至更多。他进而认为：这些通俗小说作家的作品构成了民国时期市民文学的主流，并培养了一代人的阅读欣赏习惯。我同意斯霆兄的观点，我想起了一个最典型的例子：鲁迅是新文学作家中的主将，但他的母亲并不读他的书，他母亲最崇拜的是张恨水——一位通俗小说作家。
    斯霆兄的“重写文学史”，就是要以更加客观、科学、公正的态度，纠正补偏，恢复中国现代文学的本来面目。这种本来面目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作家和作品的丰富多样性。《旧人旧事旧小说》一书即是通过对以刘云若、张恨水、还珠楼主、秦瘦鸥、宫白羽、王度庐、郑证因、何海鸣、程小青等为代表的二十余位民国通俗小说作家的生平描述与作品评析，再现当年五彩斑斓的市民文学的亮丽风景，从而展现出中国现代文学丰富多样的一面。也正是在承认这种丰富多样性的前提下，以通俗性、市民性为主要特征的天津文学，在民国时期才能称得上“文学绿洲”而非“文学沙漠”。一个出现过像刘云若、还珠楼主、宫白羽这样的大家巨匠的城市，难道不是一座文学重镇？因此，“重写文学史”，对像天津这样的被以往文学史家们忽视的城市，意义更为重大。
    斯霆兄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早已是行家里手，经验独到，感觉敏锐，使得《旧人旧事旧小说》一书不仅史料新鲜，而且笔调轻松，知识性、可读性都很强。特别是文章的标题，皆很抓人，例如：《他在“五四”爆发前夕被北京大学开除》、《刘云若“信手拈来”的名著》、《李燃犀的“津门”无“艳迹”》、《设在封面上的“悬念”》、《“斜阳”下的天津胡同》，等等，充满了“谜”与“奇”的色彩，往往令读者欲罢不能，必要先睹为快。
    二十多年来，斯霆兄一直热情地为我编辑的报纸副刊赐稿，未曾间断。仅经我手刊发十篇以上成套的专栏文章，就有过三次。这些文章，很多就收在了《旧人旧事旧小说》书中。因此，我对斯霆兄的学术轨迹算是比较熟悉的。这也正是我斗胆为他的第一部大著写序的原因。

    （《旧人旧事旧小说》，倪斯霆著，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