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积极入世，追求仕途腾达；另一方面又要表现自己的清高，粪土当年万户侯，隐瞒求仕的心情。这其实是对于从政之旨的误解。内心认为这是追逐名利、寻求高官厚禄，则自然视其龌龊而耻于谈起。
  孔子不这样认为，他把求仕从政作为济世、兴邦、利民的大事，以入世为推行大道的必然选择。有此等心胸和见识，自然就会坦荡地追求，并毫不掩饰地说：“我待贾者也！”孔子的不仕，不是小儒的归隐，实是求之不得。求之不得而求之，知之不可而为之，其中的热情、坦诚与执著，岂是虚伪逃世之辈之知！“人不知”时，夫子之“不愠”，也足令稍有困顿则做小女人悲切之状者汗颜！
  因而，在《论语》第二篇的重要位置，专门来谈为政之道，盖非巧合。《为政》篇也非论“政”的全部，不过是个开端，或者说只是《论语》中关于“政”的学说的一篇概论而已。
  不仅论语为政的言论让我们信服而警醒，孔子求仕的坦诚与执著更让人钦佩，在求仕这件事上能够如此“君子坦荡荡”的，孔子恐怕是空前而绝后的唯一一个人。孔子大张旗鼓地求仕，是把求仕当做了推行大道的途径。那些求仕者耻于明言的，恐怕存心是为了一己之私，说到底还是个人境界问题。
  诗曰：
   直钩垂钓钩西周，
   高卧茅庐梦汉刘。
   若是肯为一斗米，
   还说种豆是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