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渡：祖上的承诺几代人的牵挂
     本报记者 郑小平 燕光
　　万其珍家居住的大沙河村离大沙河村渡口不远，这里水面宽约150米，最深处超过50米，附近没有桥，十里八乡的村民出行若不用船渡，就得绕行十几里的山路。

   义务摆渡 打造信义传奇
  清朝光绪年间，万其珍的祖父万作柱为躲兵贼，携带妻儿从江汉平原的湖北省监利县举家迁到了建始县大沙河村。大沙河村民风淳朴，百姓不但没有排斥他们，还提供了很多方便，这让万作柱十分感动，他见到这里没有渡船，很多村民的庄稼在河的对岸，每天劳作都要绕行十几公里的山路。来自水乡的万作柱就跟家人商量，以义务摆渡来答谢乡亲们的盛情，全家人都赞同。于是，他们卖了猪，造了一条小木船，开始摆渡，并郑重承诺：不收取一文钱。
  1949年，年迈的万作柱病逝前将儿孙叫到床前嘱咐：义渡是我答应乡亲们的，你们要继续下去啊。万其珍的父亲万述材作为长子，接过了篙杆，继续为乡亲们摆渡。万其珍的父亲去世以后，他的幺叔二话没说，在大沙河边摆起了渡船，直到病死在渡口。之后，万其珍成了维系万家“义渡”的接班人。

                            万其珍的儿子万芳权在渡口帮助过河的孩子下船

  万其珍从1955年开始义渡，至今万家已坚守了120多年。他们每代人都把义渡当作头等大事，只要村民需要过河，马上出船，从不推托。万其珍常对家人说，干就干好一点，对老百姓好一点。
  有人说，“老万，你撑不动了怎么办？”
  老万说：“我撑不动了，还有儿子，儿子撑不动了，还有孙子，我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承诺，会一代代地讲给子孙听，他们不管做什么，都会信义为先的。”
  “过河——”每当喊声在山谷里响起，坐在岸边的老万就像一个接到命令的老兵，“蹭”地站起身，稳步走到河边，等村民一一上船坐稳后，老万才解开船绳，熟练地起桨、落桨，开始撑船。
　　为了摆渡，老万养成了早出晚归的习惯。平时他每天都是两顿饭：上午10点左右不忙的时候吃一顿，算是早午饭，晚上村民都回村后，他再回家吃晚饭，中午那顿饭就省了。时间长了，乡亲们外出时就会多带一点干粮，给他留一些，先填填肚子。
　　去年，老万的孙子万秋林考上了高中，孙女也考上了初中，对于他们家来说，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有人给他出主意“合伙”摆渡：一人收一元，一个来回大概10人，每天约莫30多个来回，这就意味着，老万与合伙人每月至少有近万元的收入。这样的“生财之道”老万一听就坚决摇头不干：“咱说话要算数，说好不收一分钱的。”
  万其珍讲述时目光坚毅，饱经沧桑的脸上满是刀刻斧凿的皱纹，显示着岁月的痕迹。握着老人有些变形的手，感到他的手指非常僵硬。大儿子万芳权说，父亲的手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握桨、推桨造成的，还患有关节炎，每天都疼痛不止。
  万家几代人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只为“信义”二字。冬去春来，夏逝秋至，木船变成了铁船，篙杆变成了船桨，黑发摇成了银丝，不变的还是那份质朴的承诺和执着的坚守。

不辞劳苦 保乡亲平安
　　大沙河村主要产业是种植业和养殖业。渡口对岸有80多亩耕地，占了全村耕地的10%，种地、收割都在对岸进行，万其珍家的船不仅渡人，还免费为村民运载生产生活物资。坐船过渡已成为沿河两岸村民生产生活的重要依靠。

           晾晒蓑衣

　　万其珍摆渡是有求必应。行人过渡没有固定时间，万其珍的生活也就没有了规律。无论寒冬腊月还是炎热的三伏天，无论是黄昏黎明还是夜半更深，只要有人喊一声“过河”，他就开始摆渡，从不耽误时间，哪怕一次只渡一个人。摆渡的这一段河水很不稳定，时深时浅，浅时不过数尺，深时超过60多米，但从万家开始撑船到现在，一百多年来从没出过一起事故，风霜雨雪也从未中断过。有一天深夜，村中一名妇女难产，要渡河去医院，万其珍奋力划船摆渡过河，孩子平安降生。这样的事例，万家不知经过多少。
  万芳权说，2006年7月，父亲病了一个多月，没人撑船可不行，硬是让儿媳把远在广州打工的他叫回来摆渡。万芳权知道父亲的脾气，二话没说请了假就回来了。有一次，大沙河发洪水，水位很高，水流湍急。但有位村民急着过河办事，万芳权劝父亲别去了，很危险。万其珍说：“跟别人说好的事情，不要轻易改变。我撑了这么多年的船，安全上我会注意，没问题。”万芳权不放心，陪同父亲一起到渡口。
　　到了农忙季节，万其珍每天得撑上50个来回，顾不上回家吃饭，就在渡口小屋里烧几个土豆或红薯充饥。全村的一千多口人，每个人都坐过万家的船无数次，很多村民还跟着万其珍学会了划船。
  县交通部门得知万家义务摆渡的事后，为了确保安全，先是在么叔去世后换了一个新的木船，之后又给渡船换上了铁皮外壳。2007年，大沙河建水电站，渡口水位上升，为了方便，万家自费购买一艘载客30余人的机动客船。如今，由于水电站发电，渡口的水位降了，机动船不能走了，只好用老铁船、篙竿摆渡。万芳权也从父亲的手中接过船篙，成了第四代义渡人。
  村民也曾向上级部门建议在大沙河两岸修座桥，但是村子穷，河口宽，跨度大，造价高，一直没能解决，摆渡依然是村里人过河的惟一方法。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其珍的身体和精力越来越差，儿女们心中也多了些牵挂，多次劝他在家安享晚年，却一再被他回绝。

 清贫度日坚决不收渡钱
　　万其珍家并不富裕，在全村仅算中等偏下水平。万家的生活来源，缘于渡口旁边的几亩山地，被称为“义田”。
  解放前，这几亩山地可以不交税赋，其收入用于船工的生活。
　　解放后，船工由生产队记工，年底参加分红，“义田”交由生产队耕种。土地承包到户后，“义田”又被划归船工，不交提留款、农业税，免去的税费权当给船工的变相补偿。
　　2004年，国家免征农业税费，万其珍的变相补贴实际上就没有了。考虑到万家生活困难，上世纪80年代，县里给万其珍每个月发60元补助，到了90年代涨到80元，从2007年起补助提高到540元。万家的日子稍稍好过了些。闲暇之余，万其珍还在渡口编织篾器补贴家用。
 　万其珍有两儿两女，儿子早已成家，女儿也已出嫁，妻子谭大桂患精神分裂症。自从他摆渡以后，家务事、农活多由老伴操持，农忙季节，就由远在外地打工的儿子寄钱回来请工耕种。大前年正月，相濡以沫40多年的老伴去世了。
  万其珍的大儿媳说，她刚嫁到这个家时，许多人怀疑她是否能长久留下，因为万家人除了忠厚信义外，实在是不富裕。1997年，6个月的女儿突然病重，丈夫外出打工几个月也没发工钱，家中连给孩子看病的钱都没有，她借了50块才给女儿看了病打了针。医生说需要住院治疗，可没有钱怎么住院啊，她只好将昏睡的女儿抱回家，自己上山采草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公万其珍也没想到要收乡亲们的一分渡钱。
  万其珍的家在半山腰，从渡口到家里来回5公里还要多。起初，他在河堤上搭建了一间10平方米的茅屋作休憩之所。后来村里人觉得他很辛苦，就自发组织起来修建了一间十多平方米的简易石屋。从此，万其珍便把低矮、潮湿的小屋当成自己的家，夏天忍受蚊虫叮咬，冬天寒风透墙，恶劣的环境从没有动摇过他义渡的决心。每天吃完晚饭后，他还会回到渡口的小屋守夜，方便需要夜渡的人。
　　生活中的万其珍十分乐观，他擅长唱自编民歌“五句子”、“推船歌”等，他还爱说笑话，摆渡途中，会不时唱上两嗓子，歌声回荡在山涧河谷，给过往行人和村民带来了不少欢笑。

                                                                        一、二版图片均来自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