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金玉教授写过一篇《戒律的传播与本土化》，其中谈到义净法师西行求法的因缘，文章介绍说，义净(635—713)，俗姓张，名文明，唐齐州(今山东省济南地区)人。少小出家，15岁时仰慕法显、玄奘之高风，立志去印度求法。唐高宗咸亨二年(671)，他从广州搭乘波斯商船泛海南行，于咸亨四年(673)二月到达东印耽摩立底国，学习梵语，瞻礼圣迹。至各地参学，经历30余国，留学那烂陀寺历时11载，最后求得梵本三藏近四百部，合50余万颂，于武周垂拱元年(685)，仍取海路东归。他归途重经室利佛逝，在那里停留近十年，从事译述。天授二年(691)，他遣人回国，把自己在室利佛逝新译的经论及所撰《南海寄归传》等送回。到证圣元年(695)，他才离开室利佛逝，归抵洛阳，武则天“敬法重人，亲迎于上东门外，洛阳缁侣，备设幢幡，兼陈鼓乐，在前导引，敕于佛授记寺安置。”从此义净在洛阳、长安两地翻译经律，直到玄宗先天二年(713)卒于长安大荐福寺翻经院，享年79岁，安葬于长安延兴门外。
义净西行求法，志在弘扬，依《宋高僧传》卷一记载，他译钞经典并撰述共61部，239卷。他所译述虽遍三藏，但其一生用心之处在于弘扬有部律学，共译根本说一切有部律18部，206卷。中国佛教拥有系统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应归功于义净律师。
佛教初传中土百余年间，虽有经典传译，却独缺律典。直至三国时代的曹魏嘉平年间(249—253)，戒律才传入中国。除饮光部的解脱律未传入中土外，其余四部律都先后传入，并译为汉文。自广律译出以来，除《五分律》未曾弘通外，《十诵律》、《僧祗律》曾盛行于宋、齐、梁之间。江南一带多尊祟《十诵律》，关中及其它地方，则多尚《僧祗律》。可见，在律学初传中国之际，是诸律并弘，而《十诵律》却曾独领风骚数百年。但在中国佛教史上，最后弘通独盛、蔚成一宗的，只有《四分律》。
不过，吕澂先生在《诸家戒本通论》一文中指出，佛灭度后，弟子持律逐渐异趣，并分为上座与大众。律藏传入中土，但知五部，即说一切有、化地、法藏、饮光、大众。这种律有五部的看法一直沿袭至唐，“义净再传律藏，而后辞辟之曰不闻西土。乃其别举四宗曰，大众、说一切有、正量、上座，各有律藏数百部。又曰，一切有别有法藏、化地、饮光三家，但行西域云云。”吕澂先生认为这也是“惑于有部一家之言。”实际情况是“综举即有八家，非五部，亦非四宗也。”但无论如何，自唐以来，《四分律》学的一枝独秀却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唐前期时，《四分律》已经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得到弘扬，义净为何又要孤身西行一意引进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呢？
首要的原因是随着佛教在中国本土的落户扎根，寺塔遍布，宗派林立，在佛教传播局势整体趋于稳定的情况下，僧团建设的规范性，就成为时代与佛教自身的必然需求。早在隋唐之前，社会就表达了这样的诉求。如《高僧传》就记载姚兴为整顿僧团所下的诏书：“大法东迁，于今为盛，僧尼已多，应顺纲领，宜授远规，以济颓绪。”僧团所应呈现出的清静如法的生活样态，所应具有的与世俗迥然有异的不共性的精神品格，已为僧俗、王权、民众所认同、所期待。至隋唐时，这一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唐高祖时就有《沙汰僧道诏》：“乃有猥贱之侣，规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为剃度，托号出家，嗜欲无厌，营求不息，出入闾里，周旋圜圚，驱策畜产，聚积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事同编户，迹等齐人，进违戒律之文，退无礼典之训。”出家众中既有违背戒律者，也有不顺世俗礼教者。道宣在《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中也指出：“今流俗僧尼多不奉佛法。并愚教网，内无正信。见不高远，致亏大节。或在形像之前，更相戏弄，出非法语，举目攘臂，遍指圣仪。或端坐倨傲，情无畏惮。虽见经像，不起迎奉。致令俗人轻笑，损灭正法。”更有甚者，不持清戒，形同俗人。道宣律师指责僧团的污秽说：“今诸伽蓝，多蓄女人，或买卖奴婢者，其中秽杂，孰可言哉。岂唯犯淫，盗亦通犯，深知圣制不许。”如玄奘大师的译经助手辩机就是因与唐太宗之女高阳公主私通，而被太宗腰斩，成为当时教界的一大丑闻。僧团如此情形令弘律者无法接受，所以义净于此用心较多。他在年满进具之时，其轨范师慧智禅师曾对他说：“大圣久已涅槃，法教讹替。人多乐受，少有持者。”这对他西行求法是一个触动。另外义净在出国前，就曾研习法砺和道宣律师有关律部的着述，到印度后更是留心收集律部梵本带回国内，以便重振律风。义净的西行求法以及回国弘律皆是因应当时僧团的实际境况。
其次，中土既有“四律五论”，为何不能起到很好的规约作用呢？其间因由，耐人寻思。律法传入中国有四种，“然而，明律诸师，仅能律己精严，章疏讲说而已，于戒之所以缔构僧伽者曾未致意。故戒于僧制，若即若离，无与实际。流弊所及，遂仅有文疏废立，其显行世事，方轨来蒙者，百不一见，至感于部执不能会通，乃又穿凿是非同异不可称说。盖已视戒为义学讲求矣。”明律诸师，将最大的精力放在疏解方面，并没有从僧团的整体管理方面来认真对待律法，而仅仅把律法当作义学来看待。虽然中土最终普行《四分》一宗，使受随相依。然而，《四分》本是上座末宗，西域流行较盛，但它与大乘的关系远不及萨婆多部(根本说一切有部)，中土最早以昙无德部《四分羯磨》纳受戒体，有传译上的偶然性。律宗大弘四分，而摈弃其他，本身就有许多问题。“夷考其宏通之实，仍复章疏句读，扑朔迷离。”律宗本身又分三家，南山、相部、东塔，终南山之道宣，宗依大乘唯识；相部法砺，宗依《成实论》；西太原寺东塔之怀素，宗依说一切有部。“夫四分法藏之本也，成实是譬喻异师，有宗又上座别派，部执不同，如何相会？至于南山杂揉诸部，愈博愈繁。义净所谓部别之义不着、许遮之理莫分者也。若其创行制度，自出胸臆，未见师承，多不可法。如戒坛应用制多堂，而立式不异塔婆，祗洹本环建僧房，乃绘图漫分院落。其大者着者已见乖异，何论其他。故东川僧服饮食起居，无一合律，腾笑西方，此义净所以深致愤恨也。至于出家公度，非法住持，徒以戒为媒介，则更大失其精神矣。当时律家虽盛，于僧伽根本又何与焉？义净慨然残缺，西行二十余载，备考印土当时僧伽制度一一寄归，而又重翻律藏，累二百卷，是诚有心人也。然积重不返，功亦唐捐。”可见，虽然在唐初有律宗的创立，但律宗门下见解不一，在修持上更是各行其道，混乱不堪，这可看作是义净别立律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说玄奘的西行求法主要基于义理的考量，那么义净的西行求法更多的是从戒律方面着眼。《大宋僧史略·此土僧游西域》中评论说：“若论传译之人，则多善一方，罕闻通解，唯奘三藏究两土之音训，瞻诸学之川源，如从佛闻曲尽意。次则义净躬游处彼刹，妙达毗尼，改律范之妄迷。”唐时，佛教界已有条件对所传译的经籍，以及所奉行的教义、教规作一从容的审视。玄奘就有从义理的角度重新省察的想法，《慈恩传》卷一记载“法师既遍谒众师，备飡其说，详考其理，各檀宗途，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所以他把印度佛教的瑜伽宗移植过来，创立了中国佛教的唯识宗，期望对中国佛教有所补益。吕澂先生评介说“印度的佛学从汉末传来中国，直到唐初的几百年间，真正能够传译印度学说的本来面目的，还要算玄奘这一家。”在戒律制度层面，义净也遇到了与玄奘同样的困惑，印度僧团的实际修持与中国僧团的修为到底有何异同？当时中土道宣一系诸部互牵的律法是否是纯正的印度律法？这样他西行求法，携回了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希望通过对纯正印度戒律的弘扬，来整饬僧团，矫治时弊，力挽颓风。后来他对此感慨说：“于时叹曰，昔在神州，自言明律。宁知到此，反作迷人。向若不移步西方，何能鉴斯正则。”这是义净西行所实现的最大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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