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先生有一篇文章，《西域佛教漫谈》，讲到鸠摩罗什对西域佛教发展的影响，认为鸠摩罗什对西域佛教的发展卓有贡献。我们从网上找到这则文章，转发于此，感谢刘元春先生，也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西域佛教漫谈
刘元春
西域，是见诸中国史籍的一个地理概念，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本文取狭义的西域，即指我国历史上的新疆。新疆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是东西方社会交流的枢纽，境内山峰盆地夹峙，沙漠与绿洲相间，西越帕米尔高原与中亚细亚连成一片，东邻河西走廊与祖国内地浑然一体，自张骞开通“丝绸之路”之后，各种民族文化在这里异花授粉，各种社会文明在这里砥砺消长，五彩缤纷而独具特色，多姿多彩的西域文化，吸引了古往今来无数朝圣者的目光。但过去的辉煌被风蚀尘封，留下历史的遗憾。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们的考古发现，“西域学”风靡全球。其中，西域佛教成为人们研讨的中心，这不仅因为大量的考古发现与佛教有关，而是因为佛教与西域社会的兴衰更替息息相通。
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尚无定论，若根据佛经故事记载，公元前三世纪印度阿育王时期，佛教便传入了当时的于阗(今和田)、龟兹(今库车)等地，学术界多依据藏文《于阗教法史》、《大唐西域记》等史籍推论，大约在公元前80年以毗卢遮那阿罗汉创建西域(也应是中国)第一座佛寺为标志，佛教小乘说一切有部从北印度(今克什米尔)传入于阗开始，而由南向北由西向东传播开来。印度大乘佛教兴起之后，约在公元2——3世纪也随即传入了西域各地，出现了大小乘并弘的局面，逐步发展形成了以于阗、龟兹、高昌(今吐鲁番)以及莎车、疏勒(今喀什)等城为中心的佛教胜地，从而揭开了佛教史上辉煌的篇章。
佛教初传时的西域尚处于奴隶社会形态，众多城郭小国互不统属，争强斗胜，硝烟不断，尤其是匈奴不断点燃战火，残酷掠夺，使社会剧烈动荡，人生变化无常，原始宗教萨满教袄教，无法满足人们信仰的需要，这为佛教施展其富有理性与和平精神的信仰内涵提供了良好机遇。不过，首先传入西域的小乘说一切有部思想，还难以摆脱封闭保守、偏执乃至悲观的境地。多追求个人的解脱，缺乏广大悲愿所带来的积极进取精神，这可在以后凡是小乘流行的区域都存在消极退步的社会现象中，寻求有力的反证。由于小乘佛教的这种缺陷，容易产生对新生事物的排斥性，从而束缚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和进步，而佛教大乘思想以其积极入世的实践，开放、宽容，利益众生，这为佛教融入并净化现实生活奠定了思想基础，为促进社会文明提供了可能。魏晋时期(公元3——5世纪)，西域社会生产力提高，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长足的进步，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各自为政的诸多城郭小国出现了统一的趋势，而且加强了与祖国内地的联系，从公元260年僧人朱士行第一次西行于阗寻求大乘经典开始，西行求法与东来弘法的佛教高僧不绝如缕。尤其是东晋时期高僧法显的西行与鸠摩罗什的东来，掀起了西域佛教弘传的高潮，加速了东西方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和发展。使印度佛教、西域佛教融入中国文化之中，形成了崇尚并弘扬大乘思想的中国佛教，从而冶炼并超拔了中国文化的现实主义品格与特质。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西域佛教的鼎盛时期。佛教是当时社会最富生机的社会信仰体系，铸造最进步的人类文明，因而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和民众的普遍信仰，尤其是大批王公贵族出家事佛，成为一种时尚，使住持正法的僧人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这一点，我们从《高僧传》等众多史籍中可以清楚地知道，权势与财富，可以推动佛教的发展，提高佛教徒的社会地位，扩大佛法的社会影响。这一时期，在西域境内开凿了众多规模宏大的石窟，兴建了雄伟壮观的佛寺，广纳四方贤才，讲经说法，使佛寺成为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现存高昌等地的石窟群及佛寺遗址可知，它们大多或依山傍水，拥有十分优美的自然环境，或耸立在城市中心，近距上宫官府和繁华街市，出入凡尘世间，不即不离，自然成为人们向往的胜地。寺院是佛教融入社会和化导凡夫的载体，也是社会人群探视佛法的窗口，承担着佛教的荣辱兴衰，这关键取决于佛教徒特别是出家人的价值取向。在基本生存保障下，出家人应主要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不要营营苟苟于金钱的漩涡。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大乘高僧们，用自己崇高的人格和智慧，勤勤恳恳、弘扬佛法真理，井激励人们精通五明，接纳先进的文化滋养，洗涤自私好斗的心胸，创造友善和平的社会氛围。罗什大师在西域对大乘佛法的阐扬，奠定了西域与中原政府统一的思想基础，他在到达内地之后，翻译了大量的佛经，第一次厘清了佛教大小乘的差异，开启了中国佛教的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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