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的行程是一段庄严肃穆又充满震撼的旅程，亲眼见证了很多传说中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场景。对于犹太人的历史曾经并不太了解也没有真正去了解，《圣经》于我而言曾经也只是一本故事书而已。整个以色列行程非常完满，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去到犹太大屠杀纪念馆。但是在上海，有一座犹太难民纪念馆。

（图片来自网络）

在网上搜了一下耶路撒冷的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外观一如既往的简单朴实，没有现代博物馆的那种高冷和堂皇的设计。和我看到的以色列其他建筑一样，由简朴的砖块堆砌而成。


（图片来自网络）
看到网上的介绍，纪念馆里是二战期间希特勒屠杀600万犹太人的图片和实物。场馆内这样的氛围，应该是压抑的，这一圈走下来，心情应该是沉重到无以复加，突然又有些庆幸我没有沉浸在这样的氛围之中了。

 

 

我去过上海的犹太难民纪念馆，这里展示了很多当年犹太人避难上海的历史图片和生活物件。老上海的场景也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眼前，那场史无前例的屠戮也让犹太人和中国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使得以色列在我心中又显得不那么遥远而神秘了。

 

 

上海的犹太难民纪念馆位于虹口区长阳路62号的一座典型的老式洋房之中，是国家3A级景点。感觉平时的参观人数不会太多，也许这样的纪念馆在当今已不再对年轻人有吸引力了。

 

入门便是犹太人雕塑，手捧圣经和烛台的难民跟随在一位肩扛孩童的男子身后，昂首挺胸目光坚毅望向前方。



雕塑边是犹太难民名单墙。在二战中有600万犹太人在欧洲惨遭杀害，而迁移和逃亡到上海的犹太人有2.5万之多，他们在中国人民的帮助下奇迹般地生存了下来，并且还出生了408人。

 

长长的密密麻麻的名字雕刻在墙上。在耶路撒冷的犹太大屠杀纪念馆中也有遇难犹太人的名单纪念墙，很多犹太人遭到举家残杀，他们的家人、朋友，所有知道他们名字的人都被屠杀殆尽。

 

这座典型的海派洋房建筑采用青砖墙面，间隔一些带状红砖。门窗周边的拱形框架及入口处的雕刻都颇有一些犹太风格。入口上方的“大卫星/犹太星”昭示着那一丝神圣。

 

纪念馆建筑最早建于1907年，最初是一座私宅。1927年由俄罗斯犹太人集资将原来其他地方租赁建造的摩西会堂迁入其中，使这里成为了一所俄罗斯犹太人和中欧犹太人使用的会堂。入口进门处提供了鞋套，参观者都必须套上鞋套进入。展馆里安静肃穆，偶尔有些参观的人，也是尽量压力了声音交谈。

 

妥拉，指摩西的律例，或更广泛地包含一些行为上的准则。在旧约《圣经》中意为“律法”，希伯来语义为投掷、发射。所以“托拉”意为告知、指导、指引或者引导。在犹太人的传统里，常指圣经首五卷，但在旧约和新约中则意义更为广泛。

 

室内窗户的雕花精美，使人联想到在犹太地区的各种教堂。

 

参观的人很少，偶尔还可见一些西方游客，不知道是否是犹太后裔。

 

纪念馆中有一块区域专门介绍了《安妮日记》，曾经我在中学时就拜读过这本著作。这本以日记形式记录的犹太小女孩的生活日常，也使我第一次深入了解犹太人历史。在1942至1944年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最惨烈时，安妮藏身于密室中，度过了两年躲藏生活，她记录下了每一天对生活的感悟。全书充满了小女孩在成长过程中对生活和世界的好奇以及对当时身处战时的人生思考。

 

出生于1929年的安妮.弗兰克有一段美好幸福的童年，她出生在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4岁前一直居住在法兰克福。在经历那段密室生活时年仅13岁，日记的标示时间从1942年至1944年，以一个小女孩的视角讲述了德军占领下的人民的苦难生活。

 

当希特勒赢得选举后，安妮周围的世界崩溃了。这个世界深深地刺痛着她，她也开始意识到德国并不代表整个世界，她必须永远地离开那个她所熟知的世界。纳粹党不仅对犹太人，对其政治对手也同样实行恐怖统治。多种艺术、文学和音乐遭到禁止。很多书籍被当街烧毁。许多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逃亡海外。民主制度遭到废除，犹太族公务员和教师被解雇。

 

1933年安妮跟随父亲移居荷兰，1938年11月9日至10日的夜晚，被称为“水晶之夜”或“玻璃破碎之夜”。纳粹分子组织了一系列针对犹太人的袭击活动。在这个残暴的夜晚，177所犹太教堂被拆毁，7500家店铺被砸烂，236名犹太人被杀害，30000多犹太人被捕并被送往集中营。而此时，犹太人面临的巨大危险才刚显露出来。许多犹太人决定逃离德国，但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拒绝接受犹太难民。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杀害了很多波兰知名人士。1940年5月德军又入侵了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纳粹分子认为这些国家的非犹太人与波兰人不同，是纳粹的同谋，因此对于这些国家所施加的暴力并没有对波兰施加的暴力严重。但是纳粹分子在占领荷兰的第一年，就开始对犹太人进行登记。

 

所以在1940年5月以后，安妮在荷兰的好时光也就荡然无存了。当纳粹分子进入荷兰后他们迅速开始了辨别犹太人身份的过程，很快他们就获悉了大多数犹太人的姓名和地址。一旦这些信息被获悉，他们就会被迅速隔离，一系列的反犹太措施也被推出。安妮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在密室中躲藏了25个月，如果被发现就会被枪毙。她记录下了当时的生活和心情，她希望可以有人倾诉心声，希望得到最大的安慰和支持。安妮最终在叛徒的出卖下被捕，最后死于狱中，而她的日记则被完好的保存了下来。战争结束后，安妮的父亲决定完成女儿的夙愿，将日记出版问世。

 

墙上插着各国的国旗，证明有多少国家的游客曾来此参观过。

 

1935年9月，纳粹德国颁布《纽伦堡法》，剥夺了犹太人的德国公民资格；1938年7月，在法国埃维昂国际会议上，32个与会国都对犹太人的处境表示同情，但却一致拒绝接收犹太难民；同年11月9日，发生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水晶之夜”；1938至1940年，中国驻奥地利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博士给众多犹太难民发放了“生命签证”；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

 

这位匈牙利人保罗.科莫尔，于担任在华欧洲移民团体国际委员会名誉秘书长期间，与同事们一道为躲避纳粹而逃亡到上海的欧洲犹太人签发省份证件，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

 

从1933年到1941年，至少1.8万名犹太难民逃亡到上海避难；在1941年12月到来年1月的短短两个月中，纳粹在柏林召开对犹太人“最终解决”的会议，建立起了奥斯维辛等六座屠杀犹太人的集中营；1942年7月，纳粹德国蓄意迫害上海犹太人的“梅辛格计划”出炉；1943年2月18日，日本当局宣布建立“无国籍难民限定居住区”；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犹太难民开始陆续离开上海。

 

1938年至1945年间，上海及上海居民为数千名躲避纳粹迫害的奥地利犹太人提供了庇护，他们因此得以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奥地利共和国住上海总领事馆及奥地利共和国纳粹受难者国家基金会感谢上海人民伸出援手，并深切怀念在二战大屠杀中遭驱逐和杀害的人们。

 

当时的路牌和招牌均被完好保存。

 

纳粹德国统治下的欧洲犹太人面对当时的迫害大量出逃。但由于当时经济危机遍及全球，战争的威胁迫在眉睫，各国都严格限制移民入境，欧洲犹太难民越来越难以找到避难之地。在当时的情况下，得到一张签证无异是难于上青天。

 

而此时，许多犹太人转而寻求入境上海的签证。当时的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博士出于对犹太人悲惨处境的同情和人道主义考虑，为申请入境上海的奥地利犹太人签发了数以千计的签证。对于身处危境的犹太人来说，这些签证就仿佛是茫茫苦海中的一个救生圈，被称为“生命签证”。而何凤山也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当时的日本驻立陶宛领事衫原千亩向犹太难民发放了大量中转签证，使得他们得以经苏联、日本来到上海。在纪念馆中也陈列了很多当时签证的照片。



两个展馆间的过道顶上，分别用中文、英文和希伯来文写下了：“上帝怜悯幼儿，却不怜悯少年，对年长的更丢开不顾，让他们自生自灭。他们有时要匍匐在地，爬过燃烧的沙砾，找到救护的地方，浑身都是血迹”

 

日本当局发布的布告的标题，写道“自4月18号起，城内无国籍难民的生活和工作被限制在规定区域内。只有1937年后到达上海的难民需要遵守这一条”。

 

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上海时局的变化，犹太难民在上海的处境也日益恶化。原先日军占领区、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傀儡政权控制下的华界共存格局不复存在，日本与英美开战并进占外国租界。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等组织被迫停止向上海汇款。很多持有英籍护照的犹太人丧失了所有产业并被收入集中营。日本调整了对犹太人的政策，转而采取压制措施。纳粹德国派出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约瑟夫.梅辛格上校到上海，向日本当局提出了最后解决上海犹太人的“梅辛格计划”。

 

“梅辛格计划”最终因上海犹太社团的努力，以及日本政府也出于种种原因而没有最终执行。但1943年2月，上海日本人当局在虹口提篮桥地区建立了“无国籍难民限定居住区”，要求1937年之后进入上海的犹太难民必须在公告之日起至5月18日迁移至限定区域。区域内由日本宪兵把守，进出要凭通行证，实际上就是一个隔离区。在隔离区建成以后，区域之外多处挂有名牌，标识着“未经允许，无国籍难民不得通行”。

 

1942年至1944年（也是《安妮日记》创作的两年）对于在沪犹太难民来说是最艰难时刻，死亡人数直线上升。

 

隔离区带给难民的回忆并不美好，那是一种限制自由、拥挤、疾病蔓延的生活写照。那些破旧的房屋、狭窄的弄堂，彻底限制了犹太人的梦想。但是哪怕面临如此艰苦的条件，犹太难民还是凭着超乎寻常的顽强生存能力创造了各种工作机会和场所，以此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并试图在这个客居地构建具有自己文化特色的生活氛围。

 

纪念馆中展出的当时犹太难民生活的房屋一角。犹太人也在隔离区内开设了很多小饭店、咖啡馆和商店。他们在罗伊屋顶花园聚会，喝着具有浓浓香味的维也纳咖啡，品尝着地道的西式甜点和冰淇淋，相互交流信息，共同度过艰难的隔离生活。

 

在隔离区中中国人和犹太和谐地相处，患难与共，邻里情深。来到上海的犹太人甚至办起了报纸，成立了各种俱乐部，还建起了剧场。他们努力使自己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也过上那种他们习惯了的生活。

 

这份地图是经过三维重建后还原的，包括了1943年建立的“无国籍难民限定区”内犹太人聚居的区域，再现了当时的景观和隔离区内的生活。

 

走出展馆外，后院中有一家大西洋咖啡馆。从欧洲到上海的犹太人，1940年前后在虹口提篮桥一带开办了许多咖啡馆、餐馆、酒吧和面包房等商店，其中以舟山路为中心的街区到处是德文店招和奥式露天咖啡馆，一片繁荣景象，被称为”小维也纳“。这个咖啡馆就是以其中的”大西洋咖啡馆“所命名。

 

当一切过去后，这些犹太人们面临这艰难的抉择：是留在上海还是回去自己的故土。有关战后欧洲犹太难民离开上海的具体统计数字难以找到，但对各类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可得出如下不完全统计：1946年离沪的犹太人约3000人；1947年约8000至9000人，1948年5000人左右，1949年5000至6000人，1950年和1951年1000人左右。这些离去的犹太难民的首选之地是美国和加拿大，其次为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国家。

 

摩西会馆是犹太人在上海历史的重要见证，二战期间，逃亡上海的犹太难民大多居住在虹口，这里是当时上海犹太人举行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上海最大的犹太人社团——上海犹太宗教公会长期设在堂内。2007年虹口区政府对这里进行了修缮，并恢复为1928年作为犹太会堂时的建筑风貌。

 

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在1993年访问摩西会堂旧址时曾留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上海人民卓越无比的人道主义壮举，拯救了千万犹太人民，我谨以以色列政府的名义表示感谢！”

 

2004年这座建筑被公布为虹口区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公布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2014年公布为第八批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去年听说这里扩建了，原来900平米左右的纪念馆扩建后将达到4000平米。

 

在摩西会堂的周围有很多优秀的历史建筑，都充满了各自的传奇故事。这是老上海的故事，也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如果你有时间，请你也来走一走！

 

纪念馆的街对面有一家白马咖啡馆，参观纪念馆的票价有不同种，如果你购买45元的门票，就可以到这里来品尝一杯浓郁的咖啡。这是一位名为鲁道夫.莫斯伯格的犹太人在1939年所开的咖啡馆。咖啡馆四周的小院被架起了鲜花、雕塑和油画。

 

如今走入咖啡馆，恬静惬意的环境使人联想到当年犹太难民在上海的努力生活，即使在这样的艰难岁月中他们也尽全力让自己的生活回归正常，努力融入到上海普通市民的生活之中，并且也形成了具有自己鲜明民族特色的生活氛围。

想起《安妮日记》中安妮的记录，曾经我也有过和她一样的疑惑，是不是“每个人的人生都被一只无形的手控制着，是那只手在书写我们的人生，好像是剧本。”但是在了解了所有这一切之后，我明白，犹太人的历史是一部信仰与文化传承的结晶。他们从未向命运低头，自这个民族诞生之日起他们信仰的历史既悠久又傲人。在犹太民族至今3800年的历史中交织着伟大的发现、无止境的创造力与辉煌的成就；以及，他们对上帝的坚定信靠，对实践上帝诫命的委身；特别是，对未来充满了奔放的希望与信念。这就是为什么犹太民族在梦想一次次地被暴政、杀戮破碎之后，在亲历过深沉的绝望后，仍能幸存并得以稳定和茁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