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最先是作为一种配乐歌唱的歌词出现的，属于音乐文学的形式范畴，它是在隋唐之际配合燕乐曲调，并以"依调填词"的方式创作出来的一种新型歌词形式。所以，从晚唐五代以来，词的主要功用是在宴乐场合供给伶工、歌女歌唱，以满足小朝廷君臣追求享乐的需要。入宋以后，新的社会环境更有利于词的发展，而宋代文人的人生态度更有利于词的兴盛。政局多变、党争激烈的时代使他们比以往的词人更普遍、更多地体验到命运的坎坷、人生的失意、仕途的蹭蹬。因而，宋代文人主要表现的是个体生存的忧患和人生失意的苦闷，从而实现了社会责任感与个性自由的整合。他们用诗文表现有关政治、社会的严肃内容，而用词来抒写纯属个人生活的幽约情愫。这样，诗文和词就有了明确的分工：诗文主要用来述志，词主要用来娱情。 随着词体的发展和创作环境的变化，宋词并不是一味满足樽前筵下，舞榭歌台的需要。
  使词象诗歌一样可以充分表现创作主体丰富、复杂的心灵世界、性情怀抱，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独立抒情文体。把词堂堂正正的引入文学的殿堂，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树立了词史上的里程碑，大大促进了宋词的发展，使宋词进入了鼎盛时期。这就是苏轼对词做出的最杰出的贡献，而实现这一贡献的最根本的手段就是变革词风。无论是拓展内容，还是新化形式；无论是突破风格，还是超越人生，苏轼都以其极大的热情、卓越的才能进行了不懈的追求和努力。 
        一、内容的拓展 苏轼对词的内容的改造是全方位的，一部《东坡乐府》不仅几乎涉及到所有传统诗的题材，而且拓展了词的题材。 
        （一）悼亡之词在传统的抒情诗所表达的个人情感中，最动人的是生离死别之情，以词写悼亡，是由苏轼首创。在东坡夫人王弗逝世十年之后，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以凄厉的音响，不断变换节奏的句式，恰当地表现心潮的激荡和抑郁不平的情怀，是中国词史上第一次把悼亡题材引入词中，另一首《西江月》（玉骨那愁瘴雾）将咏梅与悼亡合写，以花喻人，含蓄空灵，感情真挚，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苏轼的悼亡词足以与此前最著名的晋人潘岳与唐人元稹的悼亡诗鼎足而三。
        （二）农村之词 与山水诗一样，描写农村风情、景物的田园诗也一直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苏轼不仅注重内心世界的开拓，还注重外在世界的拓展。苏轼之前的词作，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很狭小，主要局限于封闭性的画楼绣户、亭台院落。而描写农村人物，反映农村风情，以农村题材入词，于文人词中则始于苏轼。他在徐州写下的五首《浣溪沙》集中表现了这方面的成就。

（二）农村之词 与山水诗一样，描写农村风情、景物的田园诗也一直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苏轼不仅注重内心世界的开拓，还注重外在世界的拓展。苏轼之前的词作，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很狭小，主要局限于封闭性的画楼绣户、亭台院落。而描写农村人物，反映农村风情，以农村题材入词，于文人词中则始于苏轼。他在徐州写下的五首《浣溪沙》集中表现了这方面的成就，他出身于士大夫之家，但常以"世农"自谓，在《浣溪沙》中"使君元是此中人 "就说明了他与农民的感情是相通的。正因为具有这种难能可贵的思想感情，所以，在历任地方官时，能不忘人民的疾苦。而且，这些词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幅仲夏时分的农村风情图，这就为南宋词人大量创作此类作品开辟了道路。 
        （三）言志之词 宋朝几乎从立国起就一直受强悍的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和侵扰，但宋朝皇帝却制定并推行了重文轻武，重内轻外的基本国策，这就造成了在宋朝士大夫阶层中普遍存在的怯弱苟安、及时行乐的厌战心理。因此，盛唐那种描写边塞的奇异风光、抒发自己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歌颂将士们奋勇杀敌的英雄主义精神的诗篇在北宋文坛中是极其少见的，就连被西夏人称为"胸中自有数万甲兵"的"龙图老子"范仲淹所写的著名词篇《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也只是渲染了一种浓郁的悲凉气氛，而缺乏一种豪迈昂扬的情绪，以至于被欧阳修嘲为"穷塞主之词"。 （二）以诗为词 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手段就是"以诗为词"，也就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主要体现在：以诗入词，运用题序和典故。

 
        1.以诗入词 以诗入词也就是取意于诗，在苏词中，以诗入词的词作并不少见，以《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为例，首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取意于李白《把酒问月》中的"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起舞弄清影"取意于李白《月下独酌》中的"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在词的创作中取意于诗，就会使词的创作不拘谨，不受束缚，有较高的自由度和灵活性。古人的诗被信手拈来随意放入词中，自然地表现创作主体的心灵世界、性情怀抱，让我们不能不感叹苏轼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卓越才能，为后代文人的词创作提供了学习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