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优秀的文学作品卷佚浩繁，具有丰富隐喻意义的代表作是《庄子》和《圣经》。《庄子》“寓言”数量之多，形象之丰富，笔法之灵活，都是先秦诸子所无法比拟的。其浪漫主义风格影响后来无数的文人学士，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浪漫主义的主要源头。在《庄子》之后，《吕氏春秋》、《淮南子》、《韩非子》等诸子散文，每部著作中几乎都离不开寓言。王维的田园诗、韩愈、柳宗元的寓言、苏轼的达观和超拔、李白豪迈的性格和飘逸的诗作，都明显受道家老庄的影响。庄子认识到，作为表达语意的工具，语言的作用是有限的。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庄子感叹道:吾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以寓言为广”即以有限的、个别的事物来寄托深广的含意和道理，于有限的语言文字中寓无限的“道”，可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

《圣经》以它的经典地位和文学上的突出成就，自古至今在世界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其故事情节、观念形象成为后世文学创作不竭的灵感源泉。托尔斯泰的《复活》、弥尔顿的《失乐园》、拜伦的《该隐》、麦卡洛的《荆棘鸟》、奥尔科特的《小妇人》都留有《圣经》的烙印。《圣经》内容非常庞杂，关于历史、宗教、地理方面有许多记载，还有充满艰深、抽象宗教哲理化为具体形象的历史故事，不大可能以实证主义方法进行研究。《圣经》中耶稣的讲道就多用比喻，如“撤种的比喻”、“稗子的比喻”、“面酵的比喻”、“藏宝的比喻”、“寻珠的比喻”、“撤网的比喻”等等，引导人们从上帝所造的的事物中去体会上帝的“道”。虽然人类始、终两端的情形超出人类的经验，难以证明与证伪，但《圣经》的解释，即便从寓言的角度，也是富有哲理的。《圣经》中“日光之下无新事”，就是指历史事件本质上的相似。早在两千多年前，犹太教学者斐洛就发明“隐喻解经法”，透过宗教语言的屏障把握人类历史之真。

《庄子》和《圣经》都对人类的悲剧命运有敏锐的感受，认为人是有限的存在，并致力于将人从不幸中拯救出来。《庄子》对人的有限性有大量而明确的论述，如“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在《秋水》中，庄子借井蛙、夏虫、乡曲之士作比，指出人往往受三方面的局限:生存空间的狭小（拘于虚）、时间的短暂（笃于时）和所受教育的局限（束于教）。庄子认为，只有承认人的有限性，承认“道”的绝对和无限，才能去掉“有为”，顺从“道”，才能“无为而无不为”，获得人生的幸福。《圣经》中的人，既然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就必定跟大地有密切关系。因此，人同尘土相连；人是时间的动物，其存在是暂时的。《圣经》中的“上帝”，如同《庄子》中的“道”，无比的神秘和飘渺，似乎永远不会为人们全然认识。上帝就是恒久，是人不可比拟的。在造物主面漆那，人就像所有的尘土，其暂时的存在如同风影。《圣经》对人们人生真实状况的刻画，更是衬托人们的不幸和渺小。例如：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度尽的年岁好象一声叹息”，“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庄子》和《圣经》中的寓言形象有很多是相同的。例如，《圣经》的中心话题“生与死”，实质上是比喻“睡眠和苏醒”；而《庄子》中梦与觉，比喻对“道”的无知与体悟。

两书都是从解释万物的起源开始，向人们描述一种超越人类的绝对存在（如同法律中的自然法）。没有这样的超越性存在，人类就就会迷失生活的方向，对自己从何处来，又将向何处去就茫然无知。《庄子》得道的根本在于“无己”，《圣经》认识上帝的根本在于“舍己”，都具有去掉对自我崇拜的谦卑意味。“得道”和“信主”就是人类得救的根本方法，虽然不能完全达到，但永远不能放弃的终极追求。这如同尼采肯定生命的积极的悲观主义，即主张直面和战胜痛苦，在奋斗中寻求人生的意义。可见，无论道庄哲学或者基督宗教哲学，都是人们超越历史细节对人类作整体把握的智慧结晶，是对人类的未来所作的预言，不能作拘泥于文本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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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 Dec. 11, 2009

《庄子》和《圣经》两书都诞生于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1]。庄子为道德陵夷的社会现状而悲哀，为人民苦难而忧伤，因此，发愤著书，引导人们认识大道而获得幸福的生活。《庄子》的主旨是“致福”有待于“得道”、“得道”才能“致福”，《圣经》的主旨是“信主得永生”，二者都将人得救的智慧诉诸于绝对的超然者，在《庄子》中此超然者为“道”，在《圣经》中就是“上帝”或“神”。两书都旨在唤起人类对超然者的追求以达到拯救人类的目的；两书在各自文化传统中发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两书对宇宙本源和主宰的解释大体一致，都是既超越又内在、既无形又有信、既难以认识又不得不追寻的终极实在；两书都认为人是受造之物，是有限的存在，是不自足的，都将有限的人生放置在无限的宇宙长河中去考察，探索人生的奥秘，指示人生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