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名将白起、蒙恬之死都太过性情。都是经典的性格悲剧。 

先说白起。昭王怨恨他在围攻赵国邯郸之战中，称病不出工，于是赐死。而白起一直坚持当初自己在围攻邯郸之战上的军事判断，即：

邯郸实未易攻也。且诸侯救日至，彼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远绝河山而争人国都，赵应其内，诸侯攻其外，破秦军必矣。不可。

且看昭王使者送来那自裁之剑后。最后的时刻，一种复杂、矛盾的心理：

武安君引剑将自刭，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杀。

他没有提到自己为何必死的真正原因。表面看，他确实是在坚持自己的军事判断，毕竟，其后所有军事情势几乎都依照他的判断进行，秦攻邯郸时机不佳，屡次遭受挫败。但是对一个急欲称霸的王国来说，个人的价值哪里抵的上“大一统“的风光。他几次三番直接拒绝昭王军命，以及后者派去的相应侯之邀请，显然辱没了王国的尊严。

他将死归于“长平之战”。因为自己使用欺诈手段，活埋了答应投降的40万赵国军民。大概他此时心怀有悲天悯人之感。

但这理由实在不够合理，毕竟战争兵不厌诈，而且在长平之战前，他已经多次使用奇计，成功得手，同样搀杂了欺诈。

而且，即使明白老之将至，心怀悲悯，于战争已经疲惫，开始变得平和，但是，同样，长平之战前，他攻城掠地，早已杀人如麻，何来善心。

不看攻城战，且看《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他直接主导的血腥屠杀：

A、其明年，白起为左更，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又虏其将公孙喜，拔五城。

B、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华阳，走芒卯，而虏三晋将，斩首十三万。与赵将贾偃战，沉其卒二万人于河中。

C、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韩陉城，拔五城，斩首五万。

D、（武安君）乃挟诈而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

事实上，白起之死，是一个典型的性格悲剧。《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提到了当初他不去主导围攻邯郸的原因：他对邯郸一战的情势判断没有错，而不去参与围攻，则搀杂了诸多个人情感。

事情最早缘于妒忌他军事才华的相应候范雎。长平大战后，秦国有望一举消灭赵国、韩国，但在占据优势情势下，相应候范雎被赵、韩派来的苏代（纵横家苏秦之子）重金贿赂，成功反间，理由是灭了赵、韩，军功属于白起，范雎势必位于其下。于是范雎答应赵、韩割地求和，从而让这两个国家获得了喘息，并迅速与盟友联手，重兵集结邯郸等地，导致秦军其后征战不利，多次遭受挫败，死伤惨重。

白起由此与范雎结下梁子，他不愿范雎来主导宏大的征服战。因此，在此后围攻邯郸中，死活不出力。而按常理，即使军事判断正确，此时不适围攻，但作为将军，至少要维护国君尊严，保持团队士气与和谐。但他没有做到。而且，在五大夫王陵围攻惨败后，反而在一旁冷言：

秦不听臣计，今如何矣？

这显然严重伤害了昭王的尊严，毕竟他之前至少三次亲自请这位将军出马，而他坚决称病不出。大敌当前，国君军命无效，白起不死又能怎样？个人的私利如何能长久拥有并延续呢。

“白起王翦列传”结尾，司马迁照旧来了一个一贯的“太史公曰”：

鄙语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白起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然不能救患于应侯。

很简短，但是点出了这位将军的性情，过人的军事才华、内在的自私以及对功名的热衷。能称出奇计，贯三军，却“不能救患于应侯”，不能与一个不欣赏、嫉恨的政治对手相处，不希望被辱没。

显然，他多次直接拒绝赏识自己的昭王的军命，不是有意伤其尊严，而是满足自己在辉煌军事上的一己虚荣，希望借助战争不利，验证他的正确判断。

将军白起死于性情，但是，抛开国家责任等概念，从世俗角度看，他真是一个难得的人，毕竟以奇特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再说蒙恬。

与白起一样，秦名将蒙恬同样为君赐死，未获天年，虽然他的死缘于赵高弄权。

而更有韵味的是，两人死前，都为自己寻找到另一种无奈就死的原因。且看两人寻得的口实：

1、白起（武安君）：

武安君引剑将自刭。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杀。

2、蒙恬：

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功信於秦三世矣……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药自杀。

白起寻到的是长平一战中，诈而尽坑40万赵国俘虏一案。也许是其时光飞逝，老之已至，倦战、恻隐之心增益。而蒙恬的理由是，自己主导修建了长城，绝了地脉。

显然这仅仅属于是一种无奈的表达。因为，无罪而就死，那悲哀令人痛绝。

事实上，与其说他们为自己寻找罪责，不如说是为秦帝王赐死寻找合法的理由。秦帝国虽然通过消灭周王室及六国建立一大统政治，但从夏、商、尤其是周王朝延续下来的血统论，并没有因为秦帝国的突起，而将普通人对等级与权威的信念荡涤殆尽。而且，随着大一统、儒家学说主流地位的确立，这种意识反而在后世被反复强化，即使是那些异族主导的帝国政治，其主流权威也被世俗社会所尊崇，只是在它们的 末代，反复歌唱一些“反甲复乙”的挽歌。

这是一种集体意识，背后有着延续久远的等级观念，可以上溯至远古时期，人们对天的尊崇，而后世的帝王正是所谓天子，是上天的代理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白起、蒙恬等历史风云人物的悲剧，更多是一种命运悲剧，所有的抗争都无法改变宿命。既然无法改变，那么，生死别离的一刻，不妨为就死寻找一个罪责，以减缓与外界的对立，也算“死得其所”，在黄土与青草之间，灵魂也许可以平静，可得真正安眠。

当然，上述理由，也不排除因太史公的笔法所致，毕竟他无法也不能看到白起、蒙恬就死的刹那。但即使如此，司马迁身处西汉，去秦未远，他骨子里不可能不渗透进同样的观念。

只是，不明白的是，他为李陵一案蒙受了不白之冤，为何没有在漫漫长卷中，为自己寻找一个合理的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