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中叶英国有个名为哥登史密的作家，不甚出名，但有才情。《约翰逊传》作者包斯威尔如此评价（输一段）：
       “以一个作家而论，哥登史密在文学上的才情与表现能力是无人能及的。他的心智象贫瘠土地上的肥料，对偶尔掷地其上的作物，长得很快，但却不够强壮，因为他的根扎不深，森林里的橡树无法在那里生长；然而幽雅的灌木丛与芳香的花朵都可以长得很茂盛。”
  
   事实上，包斯威尔是在拿约翰逊与他比较。他的意思是，哥登史密虽有才情，但只能扮幽雅，或飘浮表层的温馨。而约翰逊的才智则埋藏在土壤深层，有着强壮的生命。
  
    他们的作品我都没看过，只是喜欢约翰逊这个人。不过倒让我想到鲁迅与周作人。人们说，就小说来说，鲁迅略高一筹，而就散文而言，周作人远胜其兄。

 

    我一下将包斯威尔的评价套在了周作人的头上。

   周作人的散文确实简炼、亲切自然，将多种感情色彩融合为一种淡远纯净，似在创造物我同一。但是周作人的散文真正以现实变迁为背景的很少，即使有些战乱，国难背景，也似乎有意淡化，成为一种隐忍。
   不过，周作人并非一个清淡之人，当时的社会现实与他的内心呈现一种反差，他营造的淡远世界其实是一种“易碎品”，从人文角度来说，是一种悲剧意识，而他肯定自知。
   从这角度来说，研究周作人似乎比研究鲁迅更有味道。在当时年代，他为什么营造这么一种易碎的世界？是人生涵养的自然流露，是对周围生存环境的耐性抗争，还是有意卖弄日常生活的机智，还是以对一种易碎世界的构造来对抗现实的残酷？
   如果是最后一种，我觉得周作人的智慧远与鲁远更上乘，他无为而为，展示的是一种道家精神，同样也有佛学内涵。但事实上，很多方面他并非一个清淡之人。他的欲望被掩藏了。《关于鲁迅》一书里，在一些琐碎的回忆里，他分明有着很多的欲望。
    鲁迅懂得斗争艺术，象《长明灯》、《药》、《故事新编》里多篇就充满了多种隐喻与曲折，艺术的成分非常多，但他更多的文章则是一种“以暴抗暴”的风格，尤其是杂文。他从不回避任何战斗机会。他的作品现实的内涵非常重，即便有些只是就社会劣根之一角发问，也是棱角分明，哪怕失去一些艺术成分。
    这也是鲁迅的现实影响远胜其弟的原因，他太了解传统中国人的劣根性了。而他又拥有那么多的善意，又那么好斗。他确实如同包斯威尔笔下的约翰逊一样，才智则埋藏在土壤深层。他悲剧的视角几乎贯穿所有中后期作品。他的强壮的生命力正是来自现实，以及与现实的搏斗。

    这样一来，有些自圆我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