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的“卧榻情结”造就了北宋一代文人政治的勃兴。

       1、  政治与军事

    赵匡胤对于组织架构的奇特设计让文官们处处感到迷惑。比如宰相的实际权利并不在宰相本人，而要牵涉到至少三个岗位，遭受一番制衡之后，才能符合名称本身所代表的职责。这是赵匡胤同志“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之后，对于帝国潜在风险的一种预警机制。

    其他体现是，驻扎在边疆的将官经常在三年后互相换防，似在有意避免因为长久控制一处而造成腐败以及潜在的对抗势力。

    这种变动不居的政治与军事体制，造成了当事者对于外界难有稳定的把握。文官之间在政治互相制衡，体现在思潮上，则是中国拆墙文化的集大成；而军事上的类似变动，则造成将官与下属之间感情的疏远、士气低落、战斗力下降。而且，军队在变动换防中，也浪费了大量的资源。

        2、“六经注我”与“阐释学”

    这一时代，大批知识分子一反两汉以来对经典的原始解读倾向，不再刻意追寻发生学意义上的真实的文化图景，不再坚持“我注六经”，而倾向于“六经注我”，从而促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第一场文化增值运动，也将中国阐释学理论发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

    宋代被称为“经学变古时代”，它的重义理发挥，喜新说创见，借助强调经典的现世价值之际，传达了个体的独特内在精神。这对汉唐专注于章句之学是一种反拨，也是文人视野与境界的大提升。应该说，这种解读经典的方式具有现代精神。因为，原始经典只有在不同的解释中才能得以展示自身，呈现价值，否则就只能是故纸堆。

    而且每一种解释都使得经典得以丰富，并逐渐形成专题研究甚至促成专门学科的诞生。

    不过，宋儒这种解读经典的方式毕竟留下凿空的嫌疑。不从基本语言文字入手，直接探求所谓义理，很多时候过于随意，而呈一时之快。至少语言学方面，王安石对汉语字源学的研究简直削弱了他在政治、经济、文学上的一世英名，他的“波，水之皮也”，至今仍属语言学界最经典的笑料。而除了南宋郑樵《通志》一些篇章外，实在难以找出令人关注的语言学著作。

        3、独立情怀

    这一时代，知识分子独立与自由的情怀可追春秋、魏晋。

    北宋知识分子没有春秋时期文人那般功利。虽然也有因政见不同而产生的争斗，比如王安石变法造成的“流俗”与“通变”之争，确实导致文人之间的派系，并延续多年，但从整体上看，这种争斗与儒法道墨等各门派比起来，并不是主导统治思想你死我活的斗争，血光、残酷性也不如东汉党锢祸、唐朝的朋党之争。

    而对比魏晋，宋代知识分子赶上了大觉醒时期，不似前者那种文化高压下而扭曲的人的变相觉醒。借助隋代迩来的科举，宋代文人步入上流，面对大好河山，以及民众生活，他们殚精竭虑，为帝国的未来做着美好构想。

    在六经注我的文化背景下，宋代知识分子在展露自我情感方面，要比他们的先辈幸运的多。

    而就名声与文化影响力讲，北宋一代集中诞生了中国最为豪华的知识分子阵营。

    4、文官政治，导致有宋一代虽有众多经济资源，而军事武力却失衡的孱弱，并直接造成古中国最大一段北方异族凌辱史，最终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