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白起一样，秦名将蒙恬同样为君赐死，未获天年，虽然他的死缘于赵高弄权。
       而更有韵味的是，两人死前，都为自己寻找到另一种无奈就死的原因。且看两人寻得的口实：
       1、白起（武安君）：
       武安君引剑将自刭。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杀。
       2、蒙恬：
       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功信於秦三世矣……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药自杀。
       白起寻到的是长平一战中，诈而尽坑40万赵国俘虏一案。也许是其时光飞逝，老之已至，倦战、恻隐之心增益。而蒙恬的理由是，自己主导修建了长城，绝了地脉。
       显然这仅仅属于是一种无奈的表达。因为，无罪而就死，那悲哀令人痛绝。
       事实上，与其说他们为自己寻找罪责，不如说是为秦帝王赐死寻找合法的理由。秦帝国虽然通过消灭周王室及六国建立一大统政治，但从夏、商、尤其是周王朝延续下来的血统论，并没有因为秦帝国的突起，而将普通人对等级与权威的信念荡涤殆尽。而且，随着大一统、儒家学说主流地位的确立，这种意识反而在后世被反复强化，即使是那些异族主导的帝国政治，其主流权威也被世俗社会所尊崇，只是在它们的 末代，反复歌唱一些“反甲复乙”的挽歌。
       这是一种集体意识，背后有着延续久远的等级观念，可以上溯至远古时期，人们对天的尊崇，而后世的帝王正是所谓天子，是上天的代理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白起、蒙恬等历史风云人物的悲剧，更多是一种命运悲剧，所有的抗争都无法改变宿命。既然无法改变，那么，生死别离的一刻，不妨为就死寻找一个罪责，以减缓与外界的对立，也算“死得其所”，在黄土与青草之间，灵魂也许可以平静，可得真正安眠。
       当然，上述理由，也不排除因太史公的笔法所致，毕竟他无法也不能看到白起、蒙恬就死的刹那。但即使如此，司马迁身处西汉，去秦未远，他骨子里不可能不渗透进同样的观念。
       只是，不明白的是，他为李陵一案蒙受了不白之冤，为何没有在漫漫长卷中，为自己寻找一个合理的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