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重建端赖个体责任

王建勋（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本文刊于《羊城晚报》2011年11月20日，发表时有删节，这里是全文。）

二十年前的柏林发生了这样一起案件，接受审判的是几名守卫柏林墙的东德士兵，理由是他们射杀了一个翻墙逃往西德的年轻人，法庭判决卫兵有罪并课以刑罚。

在法庭上，卫兵的律师辩称，被告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因而无罪，但法官则义正词严地说：“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其无辜而射杀，就是有罪的。作为卫兵，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法官还指出：“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卫兵之前就知道，即使东德法律也不能抵触那最高的良知原则。”

尽管这一判决有着多重意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但就道德哲学层面而言，它至少给我们两点启示：一是伦理义务是个人行为的最高准则，是判断个人行为正当性的最终依据；二是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应为自己的任何恶行制造借口。

在很大程度上讲，这是人们和平共处并过有道德意义生活的基本要求。如果生活中没有了道德价值，不仅人类将进入丛林状态，而且人之为人的特质将会消失。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道德的蜕化和败坏都是令人忧虑的事情，因为这将从根本上动摇一个共同体存在和维系的根基。

近日，人们对当下中国的“道德滑坡”现象颇多忧虑。从举国关注的“小悦悦事件”，到医院误把活人当死婴的新闻，再到不断发生的路人扶老被讹事件，无不提醒人们，国人的道德水准似乎江河日下。尽管笼统地说国人道德堕落了恐怕有失公允，但无论如何，人们的焦虑和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当今社会的普遍现象是，无数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不能恪守道德准则，或者为了蝇头小利而不惜违反道德义务，规避或者漠视职业伦理和行业操守，甚至连做人的底线伦理也不能守护。

在很大程度上讲，这会使人们陷入一种道德上的“囚徒困境”。由于个体可以通过漠视或者违反道德准则获得好处（至少不会有任何损失），自利的个人并没有（强烈的）动力去恪守道德准则或者履行道德义务，于是就很可能出现“理性的个人-不理性的社会”的局面。也就是说，理性的个人缺乏动力提供“道德”这种公共物品，致使其变得稀缺，进而出现一个道德稀薄的社会。

那么，该如何走出这种困境呢？从制度的层面来讲，社会中的各项制度安排，尤其是法律规则，应当尊重伦理观念，应当与道德准则大体保持一致。法律不应要求人们做违反伦理常情和道德义务的事情，不应支持（严重）背离道德观念的诉求，否则，法律就会成为侵蚀道德的罪魁祸首。比如，路人扶老反被讹诈的事情一再发生，就与南京“彭宇案”和天津“许云鹤案”不无关联。法院怎能在没有充分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判决扶老者承担赔偿责任呢？

当然，尽管法律不应背离道德准则，但也不能轻易将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小悦悦事件”发生后，不少人建议在法律上规定对见死不救的惩罚，甚至上升为刑事处罚。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错误的思路。法律和道德既密切相关，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并非所有的道德准则都可以转化为法律规定，并非所有的道德义务都可以转化为法律义务。

人们常说，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而道德是最高限度的法律。尽管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化，但也并非没有道理。法律上的义务意味着所有人都可以做到，都有能力做到，且相对容易找到衡量的标准，而道德上的义务则很难确保所有人都可以或者有能力做到，且很难找到衡量的标准。比如，法律不能规定所有的母亲都必须爱自己的孩子，不仅因为有的母亲可能做不到，而且因为无法在法律上衡量“爱”这种事物。譬如，一个母亲必须做出怎样的行为才算是“爱”自己的孩子呢？

在法律上惩罚见死不救，同样面临无法克服的难题。比如，应否考虑一个见死不救者的救死能力？当一个人目睹有人落水时，不论他是否会游泳，都必须跳水救人吗？退一步，即使他确实会游泳，他如果不确信自己的游泳能力足够高，他还有义务跳水救人吗？如果要考虑一个人挽救他人的“能力”，那么如何衡量或者评估这种能力？众所周知，人们处于危难之际的情形千差万别，法律很难一刀切地规定见死必救的义务，况且这种义务缺乏可操作的衡量标准。无法测度的义务很难在法律上强制执行，而无法执行的法律不会得到遵守。

其实，走出道德囚徒困境的更重要路径是，依赖个体的伦理自觉和自我责任。尽管制度对于伦理重建十分重要，制度会影响个人的行为和选择，但从根本上讲，制度的运作离不开人，优良制度的建立是人的行为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人不发生改变，制度就很难改变，因为制度并非从天而降，也并非存在于真空之中，其运作必须依赖于人，依赖人的行为和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要想改变现在的道德困境和不良制度，每个人都需要改变，需要从自我做起，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一个自由社会的基本要求是自我责任——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为自己不负责任的行为制造任何借口。很多人习惯把自己的不负责行为推卸给“体制”，可是任何体制的有效运作都依赖无数个支持者；没有这些以各种方式支持体制的“帮凶”，任何体制都无法存续良久。任何一个秩序井然、道德良好的自由社会，依赖的都是每个个体自觉抵制丑恶、拒绝与恶行同流合污的行为。如果一个人不能做到积极抵制，至少应当做到消极不合作。这是每个个体应当坚守的底线伦理。

尽管每个人都负有走出困境的责任，但职业伦理的践行对整个社会的伦理重建极为重要。比如，一个法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做出不公正的裁决，如果他（她）面临外来的压力，他（她）要么选择辞职，要么选择抗拒，哪怕面临丢掉乌纱甚至杀头的危险。这决不是过分的要求，而是一个以正义为业的法官的职业伦理。法官为不公正裁决所找的任何借口都站不住脚，都是对职业伦理和正义的违反。英国历史上如果不是出现了一批宁可丢命也要跟国王斗争的法官，那里不会成为司法独立和宪政法治的发源地。

当然，公务员、医生、教师等各个行当的从业者都应从践行职业伦理做起，对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来，拒绝甚至挑战各种潜规则，拒绝任何不仁不义之举。只有每个人都学会自我负责，才有可能走出伦理困境，才有希望建立一个风尚优良的自由社会。

苏格拉底说，宁可受难，也决不能为恶。这句箴言，值得我们体味和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