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鹏生于1857，卒于1942）。字友凤，号卧虎山人，别号梦醒子，晚年又号遁世翁，著有多部书籍，最著名的是《退想斋日记》200册和《晋祠志》42卷。另外《醒梦庐文集》 8卷、《卧虎山房诗集》35卷、《从心所欲妄咏》50卷、《琢玉闻吟》8卷、《砭愚录》8卷、《衔恤录》10卷、《寄慨录》12卷、《随意录》4卷、《潜园琐记》6卷、《游绵山记》2卷、《唾壶草》2卷、《遁庵随笔》2卷、《迷信丛话》17卷、《愠群笔谭》25卷、《乙未公车日记》4卷、《刘氏世系谱》3卷、《藜照堂家训》2卷、《梦醒子年谱》12卷、《晋水志》13卷、《汾水河渠志》若干卷、《重修孙家沟幻迹》2卷、《柳子峪志》、《重修晋祠杂记》 2卷。可惜多系手稿，又逢战乱，果腹尚成问题，未能刊行者十之八九，随遗憾，亦是必然。

　  刘大鹏幼年从师受业，23岁毕业于太原县桐封书院，翌年入省城崇修书院学习，为书院院长杨深秀赏识，学识大进。清光绪二十年（1894）中甲午科举人。后连续三年三次进京参加会试，均未有中。刘大鹏自1894年至1914年在山西太谷县南席村武佑卿（票号商人）家中任塾师近20年。之后回到太原县，任县立小学校长。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山西省咨议局成立时，任省咨议局议员，民国建立以后担任过县议会的议长、县教育会副会长、县清查财政公所经理和公款局经理等职务。刘大鹏在家乡生活期间，对下层社会生活有较多的接触，对农民疾苦体察颇深，亲怀“康济斯民之愿”，常以不得行其志为恨。曾兼营小煤窑，并种有少量土地。亦曾募捐集资修葺晋祠殿宇以及附近道路、兴办过晋水水利，在地方上有相当的名望。刘大鹏先生被乡里人称为急公好义，遗爱在民。民国三十年（1944），邑人在晋祠圣母殿南侧，立刘友凤先生碑铭，碑末铭曰：“乡邦文献，关怀有缘，表扬潜德，著述连篇，天不应遗，杀青何年。晋水潺潺，相与呜咽，千秋万祖，其视此镌。”

《退想斋日记》，是刘大鹏先生对其五十年间耳闻目睹亲身阅历的记录，可算是一部史志性鸿篇巨著。在这半个世纪的历史印记中，少有华丽辞藻修饰，更多的是人间社会万象、当地民风民俗的忠实记录。《日记》中对当时的气候、水旱灾害、祈雨活动、农业生产、农产品品种、产量、价格、雇工工价、赋税、差徭，以及当时的民间生活风俗等的记述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如对岁时节日人们的种种庆贺、祭祀、演唱活动，婚丧嫁娶的各种程序、礼品、费用、婚令和礼节等也做详细记述，对当时社会妇女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上的不平等遭遇表达出他自己深恶痛绝的思想感情。日记记述的时间延续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是作者耳闻目睹的亲身阅历和和社会民情的真实记录。这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晋祠志》更是与先生齐名的一部巨著，共计42卷。是山西省乃至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传世的《晋祠志》，开创了为晋祠专书修志的先河。晋祠位于太原市西南五十里（晋源镇西南十里）悬瓮山麓。晋祠因其瑰丽的山川美景、动人的传奇故事而甲于三晋名胜之首。晋祠周边的天龙山、龙山、太山、卧虎山，山奇、水美，古刹寺院林立，道教、佛教石刻众多，民风淳朴，有闻名天下的造纸工艺，水稻、莲藕亦享誉三晋。但在刘大鹏前无人专门著书、写志记之。有鉴于此，刘大鹏先生作为晋祠土著文人，兼有多年私塾履历，穷五载寒暑，踏遍晋祠一带山川村落，遍访古刹寺院，亲自钞碑录碣，博览古典书籍文献资料，采集故老传闻与乡民习俗，至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终于完成了《晋祠志》的编写，成为第一部详尽记述晋祠及其周边名胜、风景、民风、世俗的书籍。《晋祠志》全书42卷，包含祠宇、亭榭、山水、古迹、宸翰、祭赛、金石、乡校、流寓、人物、河例公案、文艺、植物、故事、杂编等多方面内容的记述。《晋祠志》还汇集历代有关晋祠的文献记载与民间故老传闻，详细描绘了当时晋祠风物。例如在河例公案中如实记载了晋水流域历代的水利纷争史实。对明、清以来历次农民起义与庚子以后当地反帝运动的史实记述，为研究历史者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如对本村隐士郑伯阳郑大元所作传记是为极珍贵的资料。他对晋祠及其周边地区的这些考察和研究，不仅为当时的地方公益和水利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今天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刘大鹏先生编纂的《晋祠志》为毛笔手稿，现部分原稿藏于山西省图书馆。刘大鹏的父亲刘明（82岁）作序，几个儿子各司其职，“长男玠，次男瑄，襄参校之役；三男珦，四男琎，任抄录之责”（见刘大鹏《晋祠志》序）。

《晋祠志》成书时代，恰逢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我国的民族存亡关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刘大鹏“戊戌公车北上”（刘友凤先生碑铭）。然而，维新变法失败，“戊戌六君子”血洒刑场，八国联军洗劫北京城。到1901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 《辛丑条约》，中国人民身处水深火热的苦难深渊。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刘大鹏一家老小连基本日常生活都捉襟见肘，刊印《晋祠志》随成梦想。“惜刘大鹏生非其时，空有等身著作，名不出乡里”（慕湘《晋祠志》后记）。

1986年6月署名为刘大鹏遗著，由慕湘、吕文幸点校的《晋祠志》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32开平装  ，1619页  ，分上中下三册， 排版为旧式竖版。

1979年1月慕湘于晋祠为《晋祠志》出版写序言开始，到1985年3月于北京写《后记》，再到1986年6月《晋祠志》出版发行，历经了八年之久。这一时期在中国正是文革动乱结束后百废待兴的特殊历史阶段，实施科教兴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繁荣文化事业成为时代的主题。《晋祠志》虽有幸能够出版。不过当时仅印刷890册，有零有整，不知为何。

 慕湘“早年抗战于太原西山，对晋祠略有所知。1978年重来旧地续写小说《晋阳秋》之末集《汾水寒》，见晋祠之颓败趋势，不禁为之感慨，因虑及古迹文物泯没之危机，遂兴念刊印《晋祠志》。嗣后，蒙山西有关部门及山西人民出版社大力支持，允予出版。” （　慕湘《晋祠志》出版序言）。

我自己收藏的《晋祠志》就是当年首版890册之一，真是有幸于蒋老师的厚赠。本世纪初，我家先生参与欧盟在中国关于农村的一项研究工作（马到成功success），赤桥是项目中所列全国七个自然村之一，关于赤桥的历史文化人物，许多资料均多参照刘大鹏先生的《晋祠志》，是蒋老师推荐这套书籍，对项目是极大的支持。

2003年，在这版《晋祠志》的基础上，由太原市晋祠博物馆、山西人民出版社联名，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印3000册。

“三晋之胜，以晋阳为最。而晋阳之胜，全在晋祠”（刘大鹏《晋祠志》序）。现今，晋祠作为全国旅游重点文物地，已是名扬海外。为此，我们还能够看到最新版本的《晋祠志》 这部《晋祠志》由侯文正总主编，安捷、赵树中主编，山西出版集团三晋出版社出版发行，印3300册。作为山西省旅游景区志丛书的重点选题，“本志行文编写悉遵国家标准和地方志编纂的有关规定。上限追溯历史发端，下限至2006年，部分记事下延到2008年”）（见王玉明“四部《晋祠志》折射百年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