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英

继之前专家呼吁出台《数字经济促进法》之后，数字经济立法再次成为热门话题。

4月22日，在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提出，电子商务仅仅是数字经济的序幕，数字经济将全面影响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建议将审议中的电子商务法升级为数字经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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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互联网经济真正打开世界格局，也就是最近几年的事情。也正因此，之前在该领域长期存在的立法短板，一时间显得不仅迫切需要补足，而且在世界目光的聚焦之下，在国内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迅速融合的趋势之下，对立法的高度和前瞻性，也无形中有了更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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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开创性而言，《电商法》是末，《数字经济法》是本，后者是对“数字爆炸”这个时代命题的回应。

经济领域法律规范的变革，事关根本性的制度创新。在传统经济时代，制度供给的内涵是相对确定的，并没有太多的创新性，而过去几年，各个门类的互联网经济，乃至传统经济，最大的共性就是数字化的交融和渗透，无论是商业模式创新还是核心技术创新，对传统的法制规范革新，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性特别体现在，我国数字经济在一些领域已经领先全球，通过立法工作创新制度供给并无先例可循。

没有先例可循的，其实是整个时代，如马云所言，“万物互联将会带来数据爆炸。今天全世界都面临数据时代带来的挑战，但今天的数据和未来相比，只是沧海一粟。”

如果我国仅将立法的重心放在电商一域，它很可能只是总结性的规范，这与我国数字经济取得的成就和应有的担当并不相符。马云认为，《数字经济法》不仅仅是监管法，而应该是一部发展法、一部未来法、一部全球法，它是着眼于事业发展、面向未来、有全球眼光和担当的的法。而电商法呢？作为网络上最早开始经营电子商务的公司之一，亚马逊成立的1995年，恰好也是美国大多数州都开始制定了电子商务法的年头，《联合国电子商务示范法》的出台，也是在1996年，换句话说，如果仅靠电商法反映数字经济时代的规范，我们很容易落入前人窠臼。

事实上，仅仅数年时间，我国电商法动议的背景，也已经和今天的形势截然不同——电商法的立法进程在2013年启动，作为互联网领域里的一部大法，如今再看电商法，它可能仅仅是总结性的法律规范，而缺少必要的开创性和指引性。而在足以囊括电商法的数字经济法的立法工作中，无论是对数据隐私的保护，还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乃至对于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关系的调整，都具有十足的开创性或着眼未来的奠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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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立法时机而言，国际经验证明，“立法”要趁早，互联网大变革的时代，往往也是“大法”、“基本法”的当立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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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互联网管理法规的数量上，美国以130多项法规居世界之首，但是最有时代定调意义的“基本法”，基本还是早期及互联网发展、变革势头最猛年代的成果——早在1978年，美国针对互联网管理的法规的制订就开始起步，而在美国互联网飞速发展的90年代中后期，则诞生了最有影响力的几部法律，其中就包括1996的《电信法》、1998年的《数字千年版权法》。目前，我国数字经济的规模已经位居世界第二，基于美国经验，无论就数字经济的发展势头和确定性前景，还是就全球的认可度而言，制订一部更具开创性的《数字经济法》，都可以说到了关键的窗口期。

事实上，像《电商法》这种部门领域的法规，与《数字经济法》这样的上位法，可以也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就其本质而言，《电商法》本就在《数字经济法》的涵盖范围之内，基于《数字经济法》的立法维度适当调整之后，完全可以作为数字经济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更为关键的是，我国《电商法》的立法工作历经数载、数易其稿，在立法过程中积累的大量有益经验，也可以充分融入《数字经济法》。

长期来看，“数据爆炸”必然体现为价值思维的“爆炸”。就当下而言，应该充分认识到，数字经济时代合理的制度范式，一定会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传统的制度规范，毕竟，越是时代性的经济变革和创新，对制度供给的需求越大。基于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以全球视野尽早制订《数字经济法》，其意义就在于，在数字经济的长跑中，越早为数据的价值规范定调，就越有可能在渐进式的价值确立中赢得先机、掌握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