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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英

售价、制假无底线，打假就必须亮出底牌。2017年，阿里亮出的底牌是假货拦截率97%的数据黑科技，是再立战功的“打假特战队”，更是直击假货源头、推动制假入刑的决心。

让打假不再是一件带有悲情色彩的事情，能否实现？还有多远？

尽管言“天下无假”尚早，但阿里巴巴最新发布的打假报告，似乎给出了足以让外界感到振奋的结果——2018年1月10日，阿里巴巴对外发布《2017年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年度报告》，结果显示，整个2017年，消费者因为怀疑买到假货而发起的退货比例，比去年大幅下降了29%，每1万笔订单中，仅有1.49笔为疑似假货。

消费者信心提振，阿里数据黑科技和“打假特战队”功不可没。

假货之“祸”，最终直接买单的是消费者。单纯以“结果导向”的思维的思维来看，阿里的打假成果之所以令人振奋，就在于消费者的权益保障以及消费信心，同步得到了大幅的提升和提振。

当然，在打假这个问题上，结果重要，方向和过程更重要，毕竟，在线下商业时代所流行的运动式打假，已经让我们见识了制假、售假死灰复燃的“势猛如虎”的情形。其实，定期发布打假年报、打假力度有增无减的阿里，显然对此有着更深的体会。

也正因此，阿里的打假工作显然更加注重走在正确的道路上——2017年的打假报告显示，建立在9项大数据黑科技基础之上的假货识别与拦截能力，已经能够将97%的假货置于“上线即被封杀”的常态性的监管高压之下；而在源头性的制假环节，过去一年，阿里打假特战队已与全国23个省开展线下打假合作，通过向执法机关推送涉假线索、协助抓捕涉案人员，直接捣毁窝点数1328个。

振奋之余，仍需清醒：“制假入刑”不容回避。

售假可以在平台间流窜，制假更是根植线下，改造整个中国的商业大环境，显然是阿里一家的常态化高压打假所鞭长莫及的。马云当初呼吁“像治理酒驾一样打假”，原因也正在这里。

售假者的流窜、制假者超强的“抗打击”能力，并非莫须有的问题。正如阿里打击年报中所显示的，售假者向微信等社交平台、京东等电商平台转移，乃至搭建海外网站，是事实而不是臆想；在打假实战中，阿里“发现线下假货生产源头依然坚挺存在”，更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现实。

事实上，在当下谈打假，对广布线下的制假者布下法网，已经是无可回避的问题。换句话说，在阿里的打假技术、团队已经颇为成熟的当下，不走出“制假入刑”这一步，后续的深入打假对于中国整个商业大环境的提升，就有事倍功半之虞——在一个合理的治假体系中，法律应该是确立底线、维护底线的关键一环，而类比酒驾入刑，制假的危害范围乃至程度不仅不亚于酒驾，考虑到其中的暴利驱动因素，更是只有通过法律提高制假成本，才能根治假货问题。如果说阿里的打假报告所揭示的打假现状对我们有所启发，这当然是最为核心的一点。

打假应该回归两个本位：社会化、法制化。

就道德、诚信而言，制假、售假是一种社会现象，就商业而言，则是一种需要法律严格规范的经济现象。这就决定了，打假需要的不只是单一平台的技术化、专业化，更需要社会化、法制化。

“如果制售假不能直接入刑,只会让我们的执法机关累死,全社会的制假售假者背地里笑死,广大的消费者哭死!”郑俊芳。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的这句话，不仅直击阿里打假工作的初心、痛心、决心，实际上也直抵打假的本质，和社会化、法制化两个应有的本位。

事实上，阿里坚持发布“打假报告”，显然可以提高打假工作的社会化认知；而阿里不计投入、广泛协同的打假实践，以及对“打假入刑”的呼吁，则像是一堂打假法制化的实践课、普法课，对于“制假入刑”的最终落地，更是不可忽视的推动力。受此启发，不仅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化协同打假是必要的，从人人喊打、愿打到人人能打，更需要法制环境的保障和激励。

互联网、新经济能够推动商业和社会的进步，得益于技术作为一种工具，能够直击社会发展需求的本质。作为阿里打假工作取得历史性突破的一年，2017年也必然是打假进一步回归本位的一年，在社会协同、制假入刑方面，我们离真正亮出打假底牌一天，可能已经不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