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英（公众号：杨国英观察）

商业银行的债转股日程渐行渐近。近期有媒体报道，国开行一位高管称首批债转股规模达1万亿元，预计可在3年甚至更短时间内，化解商业银行的潜在不良资产。

    上述报道指出了债转股的两大目标，即在降低企业负债率的同时，化解商业银行可能出现的不良资产，这在当下是必要的。债转股的企业对象主要是国有企业，去年以来，国企出现了数起债务违约案例，部分国企负债率超过警示红线。至于商业银行，从近期五大行公布的2015年报来看，中农工建的净利润全部跌入零增长，交行也只是略好，其中，农行的不良率高达2.39%，突破了2%的生死线，建行的拨备覆盖率逼近监管红线，而且，未来情况可能仍会趋坏。

    不过，从商业银行的角度看，债转股完全是权宜之计，而且仅可针对有价值的企业，对于扭亏无望的企业，商业银行应果断将其划为坏账，否则，不客观的账面美化将助长银行惰性，为下一轮危机埋下伏笔。债转股的作用在于以时间换空间，其能否成功，根本在于企业的经营状况能否顺利走出谷底。因此，大规模的、垃圾性质的企业参与其中的债转股不是在化解风险，而是在放大风险，最终造成的货币超发等结果也必然是由财政买单。如果是这样，商业银行的暂时解围，也只是下一轮危机酝酿的开始。

    由于企业是债转股的主体，企业的经营状况决定着债转股的成功与否，因此，欲实施债转股，需对企业进行严格筛选，并对参与债转股的企业形成切实的约束。这里面涉及对企业中长期经营价值的评估，涉及到股权的合理定价如何确定，涉及到多方的谈判和利益博弈，以及行政和市场两股力量如何均衡参与，总的来说，债转股的实施，既要有方向正确的顶层设计，又要考虑到实施过程的现实性和复杂性。让有潜力的企业借力走出低谷，这是债转股的要义。然而，笼统的表述容易，将整个过程拆解开来则非常复杂。

    进一步讲，鉴于商业银行的固有弊病才是导致不良资产持续发酵的根源，因此，化解银行业的不良资产，最终还是靠银行业自身的改革，只有配合改革措施，债转股换来空间才是有意义的。作为国企解困的重要方式，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处置国企不良资产时曾推行债转股，银行业也有参与其中，当时商业银行推行债转股，宏观经济上有投资拉动增长的红利，商业银行本身有内控治理提高的空间。而今天，传统国企仰赖的投资拉动已经不可持续，商业银行的内控治理经过剥离不良资产、引入外资参股、IPO等方式的持续优化之后，目前提升空间也不是很大了，对于这些银行，更为深层的制度性改革是挖掘制度红利的必要条件。不过，对于那些由国资控股的股份制银行、城商行，仍然可以通过更大幅度放宽民资的进入条件提升内控治理的效率，以市场化手段激活银行业的整体活力。

    金融市场与经济同步高速发展多年之后，目前我国经济处于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银行规模、在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都已经是今非昔比。与20世纪90年代末成立资产管理公司来处理大部分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不同，在清除法律障碍后，新一轮债转股商业银行可能亲自上阵。

    故而，在投资拉动和银行治理这两大红利空间均已严重收窄之下，我国银行业或将推出的债转股方案，必然慎之又慎。总的来说，此轮银行业债转股应坚持市场化，不要沦为表面文章、账面文章，更不能以大规模的债转股兜底经济下行。实际上，鉴于商业银行实施债转股的资本消耗很高，而整个不良资产的一级市场又供过于求，大规模的债转股也是银行业所无力承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