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社保减负”早已列入议事日程，去年3月和6月就已分别下调了失业保险、工伤和生育保险的缴存比例。但是，无论是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还是基于我国社保费率高居全球前列的横向比照，更大幅度地启动“社保减负”（尤其是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这两个“五险”中的大头），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关键一环。

“社保减负”之于我国经济诸多正向促进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这显然又带来了无法逃避的两难困境，因为我国当前存在巨大的社保基金缺口，而在社保基金本就存在缺口、且总额已经超过10万亿元之下，社保费率能够做到不提高，就已经很不容易，何况还要进一步下调。

所以，要让“社保减负”有效落地，必须要做结构性考量。之于当下而言，首先，必须进一步加强社保法的执法力度，不能让社保基金存在任何的“谋私”空间，必须强力惩戒任何形式的挤占挪用社保基金、冒领养老金的乱象。

其次，在堵住漏洞之余，针对不同省市社保基金的现状，可以因地制宜地进行差别化的“社保减负”。比如，针对一些社保基金缺口不大的省市，可以先行启动“社保减负”，社保费率的下调幅度也可以大一些；再比如，一些省市可能养老保险缺口较大但医疗保险缺口却较小，那么，也完全可以先行启动医疗保险费率的下调，反之亦然。

当然，除上述两方面以外，更为重要的是，破解“社保减负”的两难困境，必须要有财政一盘棋的全局视野。否则，全面启动“社保减负”，则很有可能面临无限制拖延。所谓的财政一盘棋，亦即是说，从全局层面考量，可以考虑基于优化收入分配的前提，通过增加其他方面的财政收入，以便相对压缩当前规模过大的社保基金缺口——只有切实解决好这一问题，全面启动“社保减负”才有可能尽快落地。

必须强调的是，增加其他方面的财政收入以补社保基金之缺口，必须以优化收入分配为前提，也就是说，不能因为增加其他方面的财政收入，而对为数众多的中低收入人群造成新的负担，也切不可将这种压力传递给中小民企。

在明确这一前提之后，对于当下而言，我们极有必要尽快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通过国企红利上缴比例的上调，可以获得更多的财政增量资金用于弥补当前的社保资金缺口；此外，我们还可以在设定较高起征点的基础上，尽快推出遗产税以及全面扩容房产税，遗产税的起征点完全可以考虑设定在500万元以上，如此，既可以解社保资金缺口之忧，又可以起到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之效，全面启动“社保减负”也才具有更为现实的基础。

本文发于《新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