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号：杨国英观察）

近日，上海版和全国版“专车新规”（意见稿）的纷至沓来，令专车这一已然灰色存在近两年的“互联网+”衍生物，再度成为社会舆论广泛关注的焦点。

“专车新规”之所以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一是因为，在专车诞生后的近两年，已有无数消费者切身体验过专车的便捷服务，“专车新规”的最终定调，已与消费者的自身利益息息相关，二是因为，在“互联网+”已成为推动经济转型战略性抓手之当下，“专车新规”的何去何从，不仅被舆论视为“互联网+”战略深度攻坚的风向标，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更是在考验我国诸多领域深化改革的决心。

或许，基于“专车新规”的最终定调，最终将系统冲击到纷烦复杂的现有出租车利益格局，全国版的“专车新规”（意见稿）存在适度缓和矛盾的必要，毕竟，从发布征求意见稿到最终确认实施，这期间既可以广泛征求社会意见，也便于地方主管部门提前进行协调应对的准备。

毫无疑问，从专车诞生之日起，这一“互联网+” 极具代表性的新生事物，就扰乱了原有的出租车市场秩序——地方主管部门的管理和审批职能，由此变得形如虚设；享有牌照垄断利益的出租车公司，更因此变得怨气四起；而一直依赖现行模式谋生的出租车群体，也会因之心生茫然。

但是，从共享经济的角度看，专车这一“互联网+交通”的新模式，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新经济潮流，对此，我们不能简单理解为是对原有利益格局的洗牌，而是对存量资源的结构性优化和重组，其对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充分运用，更便利于人们的出行，其衔接起众多的存量社会车辆，则更是超低成本地提升了社会运行效率。

当然，如果给予专车更具开放性的成长空间，对于地方主管部门，显然会新增极具挑战性的新命题，既有享受牌照垄断的出租车公司，如何平衡他们的合法利益？所牵涉到数以百万计的出租车司机，如何重新协调他们与出租车公司的合作关系？面对陌生的专车和专车司机群体，如何尽快构建新型的治理体系？

困难不必讳言。但是，面对由专车所导致的出租车利益矛盾，难的并不是寻找解决困难的方法，难的是对互联网+新经济时代已然到来的深切体认，难的更是对惯性监管思维的切实打破。

具体到刚刚颁布的“专车新规”意见稿，我们希望未来最终定调的“专车新规”，能够更具开放性的思维。在上海版试点成熟后，对专车资质的认定，可以尝试推出注册制，亦即主管部门设定标准，核准权限下放至专车平台，甚至在专车注册制试点达到预期成效后，原有的出租车牌照审批模式，也可以此类似进行注册制改革。而切不可重覆此前的出租车牌照审批模式，更不能将审批权直接下放至县一级，否则围绕专车新型的垄断利益格局又会形成。

深化改革需要有攻坚克难的决心，面对互联网+衍生出的种种新生事物，主管部门必须与时俱进，惯性监管思维必须打破。

本文作为社论发于《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