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英

　　如果不出意外，4月20日的A股市场，又会上演一番躁动行情——4月17日，证券业协会等四单位联合发布《关于促进融券业务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称，支持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融券交易，扩大融券券源。同时，又对两融业务提出七项要求，其中规定券商做两融业务不得开展场外配资、伞形信托等活动。
　　这则消息一经发布，即被市场人士普遍解读为“证监会有意鼓励卖空，打压股市”，而这种市场反应与三个月前出奇地相像。其时，在证监会通报包括中信证券在内的12家券商两融违规等消息后，1月19日的A股市场瞬间大幅下跌，上证指数暴跌幅度高达7.7%，A股市值一日蒸发3万亿元。
　　或许，4月20日的A股市场表现，不会如1月19日那般。因为央行决定自4月20日起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这或多或少会对此次利空的股市政策产生对冲。
　　诚然，对证监会而言，针对市场操作违规出手整治、扩大融券券源以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本就是证监会的职责中事，貌似无可厚非。但是，如果结合这两次通知（通报）出台的时间节点，我们就会发现，这其中极可能隐含着“政策调控”的逻辑——在1月19日证监会出手整治市场违规操作之前，短短三个月上证指数飙升了40%，而在此次发布暗含利空意味的扩大融券券源通知之前，亦是短短两个多月上证指数拉升幅度高达35%。
　　所谓的政策调控逻辑，亦即是说，各项政策的出台，表面上都是相对必要、且均处于合规区间内的，但是，其核心诉求却是，试图通过表面合规政策的出台，以达到调节或扭转市场之效。而这折射到实际操作层面，亦即是说，当短期内股市涨幅过大，即应急出台所谓合规的整治措施，而当股市持续低迷时，则不失时机地推出利好市场的政策。
　　事实上，这样的政策调控逻辑，回顾A股市场26年的历史，其实一直都存在。比如，在上世纪90年代初，面对其时A股市场持续暴涨时，监管层于1996年接连下发“十二道金牌”，迫使A股随后进入持续下跌的通道，再比如，当2007年上证指数飙升至6000多点的历史高位时，监管层亦随即通过调整印花税等措施，使得A股市场开启了持续跳水的戏码。
　　针对市场违规操作紧急出台整治措施，这是必须的，出台一些旨在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政策，亦是相对必要的。但是，隐含于其后的政策调控逻辑，却是万万要不得的。这是因为，如果此种政策调控逻辑不改，那么，A股市场必然会惟政策调控马首是瞻，这不仅极容易导致A股市场的大起大落，而且还会助长A股市场的投机心理。
　　之于当下而言，A股市场监管应回归本原，而不是纠结于政策调控诉求，应回归常态化监管路径，而不是应急式地救市维稳——既包括熊市时利好力挺，也包括牛市时利空打压。
　　让A股市场的监管回归常态化，首先，应在进一步健全监管机构职能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针对市场违规操作行为，必须明确监管部门的整治和披露期限，以防止“挟证据以自持”，非得等到关键时刻才“抖包袱”等现象的发生；其次，应大力约束监管部门的责权范围，比如相关应急式政策的出台，是否应考虑召开包括券商等相关机构以及部分投资者代表参加的听证会，而不能让相关必要性的政策发布，成为纯粹为配合政策调控而发出的声音。
　　本文发于《新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