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04年和2008年由最高法院发起的两轮司法改革之后，新一轮更具“顶层设计”色彩的司法改革，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全力推进下，已经正式启动试点探索——6月15日，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透露，根据中央关于重大改革事项先行试点的要求，决定在6个省市先行试点司法体制改革，为全面推进司法改革积累经验。

　　应该说，此次司法体制改革试点所选择的上海、广东、吉林、湖北、海南和青海6个省市，无论是地域分布的不同、还是经济水平的差异，均极具代表性。而纵观此次司法体制改革的指导方向，包括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则更堪称是突破性的，我们由此可以期待，“司法真正回归司法、行政切实退出司法”的时代，必将会很快到来。

　　做出这样的判断，并非是过于乐观使然。其实，我国启动结构的司法体制改革，既是时代发展趋势的必然，又是化解新时期多重社会矛盾的必须。

　　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确实，在过去十年、二十年间，我国司法和行政的交织，是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的：其一，相比于我国众多的人口、地域发展的严重不均衡，其时我国缺乏一大批高素质的法官和检察官队伍，这造成相当一批法官和检察官只能由刚出校门年轻人担任，而为数不多的学识、素养和经验较为丰富的法官和检察官，又很快会走向司法部门的行政管理岗位；其二，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是经济欠发达的国家，而为了满足行政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拉动，也很容易导致司法独立性的相对缺失。

　　但是，在近十多年高校法学专业大规模扩招之后，应该说，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人才荒”已经没有了，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在每年法学专业应届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生合计已近30万人，而过去相当一部分经过司法系统基层锻炼的专业人才，也面临着上升空间变窄的困境，故而，当下启动结构性的司法体制改革，从人才饱和度和有效循环的角度看，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再论及经济发展与司法改革的关系，我国经济在历经过去30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当下不仅传统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已然难以持续，而且行政投资主导下的基础设施投资空间亦已日趋窄化，故而，在经济发展不再以GDP为核心指标之下，让司法真正回归司法，而不是迁就行政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拉动，则更是时代发展趋势的必须。

　　此外，我国近年来贪腐案件所呈现出的集体性、高额度特征，已经让司法与行政交织所带来的巨大隐患日益突显，在司法与行政交织的格局之下，法官、检察官一是很容易受到行政权力的牵制，从而很难做到客观公正办案；二是法官和检察官等同于公务员的待遇、以及上升空间的窄化，也很容易导致一部分意志不坚定的法官和检察官，与贪腐行政官员沦为一丘之貉。

　　此次司法体制改革试点，通过将对法官和检察官有别于一般公务员进行管理、对法官和检察官实行省一级的遴选制度、并且提升健全法官和检察官的职业保障，尤其重要的是，将法官和检察官由省人大提名管理任免，由此，可以从结构上减少行政力量和地方力量对司法系统的牵制和干预，并使法官和检察官对职业追求超越职务追求成为可能。

　　应该说，此次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的指导方向是闭环的、是互为促进的，所选择六个省市也是具有代表性的。

　　可是，既然是改革试点，具体参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的省市，在具体试点的过程中，在不突破指导方向的前提下，不妨步子迈得更大一些—比如，既然对法官和检察官实行省一级的遴选制度、并将其提名交由省人大管理任免，那么，就可以启动法官和检察官的职务终身制，在延缓退休年龄基础上，非依法定的原因一律不得免职；再比如，同一序列法院院长的待遇不一定比法官高、同一序列检察院检察长的待遇也不一定比检察官高，因为，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本质上是行政职务，与法院和检察院其他行政和内勤人员一样，是为法官和检察官办案服务的。

　　司法体制改革任重道远，真诚希望此次参与试点的六个省市，务必要勇于探索、切实推进，以为未来更为全局性的司法体制改革，减少试错成本，并寻出一条可行的改革之路！

本文发于《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