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英:“稳增长”应平衡稳增长的领域和成本
(2014-04-14 10: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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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
原标题:“稳增长”应结合两个维度
据《中国证券报》4月18日报道,为保证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的顺利实现,从4月开始,一系列稳增长、扩内需措施有望密集出台,这些措施将集中于投资和消费领域。
面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持续震荡下行,适当地进行投资和消费刺激,以避免经济持续探底所带来的冲击风险,还是相对必要的。
我国当前宏观经济确实令人担心。1月份PMI(采购经理指数)从2013年12月的51回落到50.5,2月份进一步回落到50.2;PPI(生产者物价指数)1月份同比下降1.6%,降幅还比上月(2013年12月)扩大0.2个百分点;更为严重的是,评估实体经济的两大指标“发电量”和“铁路货运量”亦不容乐观,不仅铁路货运量明显下降,而且今年前两个月日均发电量仅增长5.5%,增幅与去年同期相比明显下滑。
面对上述景况,应该说,过于强调“戳破泡沫再发展”的原教旨论调,不仅不具备现实意义,而且也不甚适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作为世界最大的人口国家,就业率是我国宏观经济理应关注的重要指标,否则不仅会带来实体经济的大幅动荡,而且更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正是因为此,新一届政府确认的经济增长底线为7%。
为“稳增长”而推出投资和消费刺激,可以理解,但问题是,“度”在哪里?没有对“度”的厘清和考量,新一轮“稳增长”很容易“摁下葫芦浮起瓢”,经济下滑探底虽可避免,但却容易埋下更为严重的中长期隐患。对此,我们不必讳言,对于上一轮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我们已经取得教训并付出巨大的代价。
正因为此,我们应该记住上一轮大规模经济刺激的深刻教训,并结合当前我国经济的现状,在为“稳增长”而启动相关投资和消费刺激时,必须谨记“稳增长”的两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稳增长”的成本,对此,经济学通常将CPI(通胀率)作为增长成本。但是,针对我国国情而言,“稳增长”的成本不仅体现在CPI,还体现在和谐成本和环境成本。亦即是说,在“稳增长”政策下的经济增长,其CPI增幅不宜大幅高于GDP增幅;就“稳增长”的和谐成本而言,在“稳增长”政策下的经济增长,基尼系数的增幅不能明显高于GDP增幅,更不能突破基尼系数警戒线;再就“稳增长”的环境成本而言,在“稳增长”政策下的经济增长,切不可以生态环境的进一步破坏为代价,因为当前我国生态环境已经到了居民健康生存的底线。
第二个维度是“稳增长”的领域,就区域来说,我国“稳增长”应该相对侧重于中西落后地区和广大农村,而不是仍然将政策资源向较发达地区和大中型城市堆砌;就集聚点而言,我国“稳增长”应该重点锁定水源和城市雾霾等生态环境治理,政策资源应该相对向安居工程、社会事业、排水设施、地下管网等倾斜;就产业而言,我国“稳增长”应该明确关注基础农业、节能环保产业、生物制药、移动互联网等产业。
之于中长期而言,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下通过加大投资和消费刺激以达到“稳增长”之效的举措,仅仅是短期内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策,其目的是为了避免经济增长持续震荡下滑对我国经济所形成的冲击风险,需要通过阶段性的“稳增长”,为我国中长期的经济结构调整拓宽政策实施的空间。
故而,我国当前的阶段性“稳增长”,只能适度,而切不可过度。而之于中长期的“稳增长”或“促增长”,带有明显负作用的投资和消费刺激是万不可行的,而只能通过深化改革为调结构提供助力,为经济增长释放红利。
本文发于《长江商报》
据《中国证券报》4月18日报道,为保证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的顺利实现,从4月开始,一系列稳增长、扩内需措施有望密集出台,这些措施将集中于投资和消费领域。
面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持续震荡下行,适当地进行投资和消费刺激,以避免经济持续探底所带来的冲击风险,还是相对必要的。
我国当前宏观经济确实令人担心。1月份PMI(采购经理指数)从2013年12月的51回落到50.5,2月份进一步回落到50.2;PPI(生产者物价指数)1月份同比下降1.6%,降幅还比上月(2013年12月)扩大0.2个百分点;更为严重的是,评估实体经济的两大指标“发电量”和“铁路货运量”亦不容乐观,不仅铁路货运量明显下降,而且今年前两个月日均发电量仅增长5.5%,增幅与去年同期相比明显下滑。
面对上述景况,应该说,过于强调“戳破泡沫再发展”的原教旨论调,不仅不具备现实意义,而且也不甚适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作为世界最大的人口国家,就业率是我国宏观经济理应关注的重要指标,否则不仅会带来实体经济的大幅动荡,而且更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正是因为此,新一届政府确认的经济增长底线为7%。
为“稳增长”而推出投资和消费刺激,可以理解,但问题是,“度”在哪里?没有对“度”的厘清和考量,新一轮“稳增长”很容易“摁下葫芦浮起瓢”,经济下滑探底虽可避免,但却容易埋下更为严重的中长期隐患。对此,我们不必讳言,对于上一轮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我们已经取得教训并付出巨大的代价。
正因为此,我们应该记住上一轮大规模经济刺激的深刻教训,并结合当前我国经济的现状,在为“稳增长”而启动相关投资和消费刺激时,必须谨记“稳增长”的两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稳增长”的成本,对此,经济学通常将CPI(通胀率)作为增长成本。但是,针对我国国情而言,“稳增长”的成本不仅体现在CPI,还体现在和谐成本和环境成本。亦即是说,在“稳增长”政策下的经济增长,其CPI增幅不宜大幅高于GDP增幅;就“稳增长”的和谐成本而言,在“稳增长”政策下的经济增长,基尼系数的增幅不能明显高于GDP增幅,更不能突破基尼系数警戒线;再就“稳增长”的环境成本而言,在“稳增长”政策下的经济增长,切不可以生态环境的进一步破坏为代价,因为当前我国生态环境已经到了居民健康生存的底线。
第二个维度是“稳增长”的领域,就区域来说,我国“稳增长”应该相对侧重于中西落后地区和广大农村,而不是仍然将政策资源向较发达地区和大中型城市堆砌;就集聚点而言,我国“稳增长”应该重点锁定水源和城市雾霾等生态环境治理,政策资源应该相对向安居工程、社会事业、排水设施、地下管网等倾斜;就产业而言,我国“稳增长”应该明确关注基础农业、节能环保产业、生物制药、移动互联网等产业。
之于中长期而言,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下通过加大投资和消费刺激以达到“稳增长”之效的举措,仅仅是短期内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策,其目的是为了避免经济增长持续震荡下滑对我国经济所形成的冲击风险,需要通过阶段性的“稳增长”,为我国中长期的经济结构调整拓宽政策实施的空间。
故而,我国当前的阶段性“稳增长”,只能适度,而切不可过度。而之于中长期的“稳增长”或“促增长”,带有明显负作用的投资和消费刺激是万不可行的,而只能通过深化改革为调结构提供助力,为经济增长释放红利。
本文发于《长江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