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证券报》11月11日报道，国资委新闻处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日报》关于民间资本可最高持有国企15%股权的报道不实。

    国资委的这一辟谣，是及时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却不够具体，没有给出新一轮国企改革的路径，更没有明确国企股权改革的分类标准。

    尽管，围绕“15%为民资参股国企上限”这一传闻，无论是原报道，还是国资委的辟谣，均没有给出相关具体细节，但是，结合既有国企改革历程来看，我们仍然可以推测，这可能专指大型国企（以央企为主）的股权改革。

之所以如此推测，首先，是因为上一轮国企改革（1999年启动）在股权层面的动作更大，其时大量国企均采取“卖掉改制”的方法，而此番仅“15%股权开放上限”的国企改革，如果不专指大型国企（以央企为主），那岂不是有倒退之嫌。其次，自2007年起，“央企整体上市”就已成为国资委的既定战略，虽然截止2012年底已有逾40家实现主营业务整体上市，但是亦仅占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数量的5%左右，故而基于“母公司股权多元化”的整体上市要求，适当给民资开放股权可以起到应急之效。

新一轮国企改革必须尽快推行，事实上，在度过国资委成立后6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国企经营效率的衰退之势即已日趋明显，以央企为例，近4年来，尽管央企总资产增长逾40%，但同期央企净利润总额增幅却仅为15%左右，总资产增幅与净利润总额增幅的严重倒挂，充分说明央企经营效率已进入持续弱化阶段。诚然，央企经营效益的连年不景气，与宏观经济不景气存在一定的关联，但这却远非问题的根源所在，因为处于同一宏观经济背景下的私企，2012年实现利润同比增幅20%，而同期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却下降5.1%，更何况，国企的市场垄断优势和政策优势，远非私企可比。

面对国企经营效率的持续弱化，尽管近年来国资委启动了产业重组、内部激励等改革手段，可是，与这些内部改革手段相比，股权改革才是国企改革的核心，在“所有者缺位”的制度阻碍无法消除之下，国企经营效率显然无法得到根本好转。

当然，在经过1999年启动的上一轮国企改革之后，当下国企的资产规模均相当庞大、且部分身处“国计民生”的行业范畴，而这很大程度上，亦是部分决策层不敢大幅度启动国企股权改革的忧虑所在。正是因为这种忧虑，使得我国新一轮国企改革在2007年之后，一直处于亦步亦趋徘徊不前的状态，而日前围绕“15%为民资参股国企上限”的传闻和辟谣，事实亦与这种忧虑情绪有关。

15%的参股比例，不应成为新一轮国企股权改革的上限，更不应以此为标准对所有国企所处行业进行“一刀切”。因为，新一轮国企改革如果仅放开少量股权，事实，不仅极少有民资愿意充当这种“打酱油”的角色，而且这种着眼于辅助央企整体上市的工具化行为，更将无法取得新一轮国企改革之预期成效。

之于当下而言，国资委不仅应打消国企股权改革“小打小闹”的思维，而且应尽快明确国企股权改革的分类标准。在对国企辅业全面剥离的基础上，除军工、政策性银行、粮储等行业仍须国企完全垄断外，铁路、大型金融机构、电力能源等行业在国企相对控股的前提下，有必要对民资放开一定幅度的入股比例，而除此之外，其他类型的国企均应将大门完全向民资敞开，而无须设立所谓民资入股的上限。只有如此，才能充分给予民资市场公平地位，亦只有如此，国企运营效率才能得到切实提升、全局性的系统经济改革才能得到深化落实。

本文发于《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