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发标题：巨额货币供应与金融低效）

M2甫一公布，即遭口诛笔伐——3月10日，我国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今年2月末，我国货币供应量余额（M2）达到99.86万亿，逼近100万亿，居世界第一。

实际上，对我国货币超发的批评，自2008年实施货币扩张以来就不绝于耳。而其中，最显见、亦是最激发民意愤懑的观点是“货币超发推高物价房价”。

当然，我国货币超发的现象事实存在，M2近10年来扩张了6倍，当下无论是M2余额、还是M2占比GDP水平均处于全球前列。货币超发更不是什么好事，其很大程度上反应一国经济增长对货币扩张的依赖，并极易产生恶性通胀。

可是，事实上，因货币超发而造成恶性通胀，这种令人忧心的景象在我国却并未发生——自2002年以来，我国除2008年通胀水平高达5.9%外，其余年份的通胀平均水平尚不足3%，而这一通胀水平，与同期其他新兴经济体（俄罗斯、印度等）动辄8%以上的通胀水平相比，应该说是相对偏低的。而至于我国房价的企高，固然与货币超发存在一定的关系，但是依照供需原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以及由此导致的地价高企和土地供给受限，才是我国房价持续企高的根本因素。

其实，对许多经济现象的解读，我们只要跳出望文生义的思维惯性，从最基础的经济原理入手，反而更容易得出客观的判断，而不至于闹出与事实相背离的笑话。依照费雪货币公式MV=PQ（M为货币量，V为货币流通速度，P为价格水平，Q为交易商品总量），那么，在商品总量和价格水平相对衡速之下，我国广义货币量（M2）的持续高企，则说明了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相对过低。

而货币流通速度，则与一国的金融效率密切相关，亦即是说，金融效率高可以增加货币流通速度，金融效率低则会降低货币流通速度。故而，我国M2持续高企的根源，我们可以约化为“我国金融效率的偏低”。

我国金融效率的偏低，首先体现在间接融资占比的过大（近85%），而以信贷和信托为主的间接融资，其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助推功能，显然要远远低于以证券为主的直接融资。更何况，我国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本身，亦因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及银行业自身改革的的滞后，其低效的特征亦相当明显。当然，理论上，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相对过低，还与企业自身的运营效率有关，比如，与欧美企业资金周转率20—30次/年相比，我国企业仅有2次/年左右，但这其实很大程度上，亦与我国金融配套的效率相关。

似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判断：在我国商品总量和价格水平相对衡速之下，如果因金融低效引起货币流通速度过低，则必然会产生M2的持续高企；而如果在金融低效所导致的货币流通速度过低之下，我国陡然大幅降低M2增速，则极可能会引发恶性通缩，这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其负作用要远高于当下的温和通胀——从这个角度看，近年来央行持续超发货币，显然有难言之隐。

破解我国M2持续高企的难题，关健是要扭转我国金融体制的低效，并以此提高货币流通速度，从而在费雪货币公式MV=PQ的左侧，为我国M2提供结构性的减压阀。而欲解决我国金融体制低效的现状，则应尽快深化金融改革，通过对相对僵化金融体制的破题，提高我国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整体助推我国货币流动速度。

之于当下而言，我们首先应解决间接融资占比过大的现状，这就需要我们在强化监管的基础，进一步深化并完善二次股改，从而根本改变A股圈钱市的历史症结，通过真正激活A股市场，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可持续的金融助力，而不是持续依赖货币超发刺激经济。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尽快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及进一步放宽民资进入银行业的限制，从而通过银行业的结构性改革，提高我国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并以此整体降低全社会融资成本，使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具备“低价”基础。

对我国M2持续高企的现状，我们需要正视。但如何对其进行扭转，则需要我们找准“金融低效”这一根源，以便能够对症下药，减少纠错的机会成本。而任何不顾基础经济理论的分析、以脱离现实盲人摸象式的判断，只会造成我国M2持续企高困境的难解，甚至极可能因抓错药方造成“病情”的积重难返。

本文作为社论发于《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