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闻3月下旬将由央行副行长杜金富兼任上海总部主任的人事任命，时至近4月中旬再次落空，此类传闻，此前亦一度认为由现任央行上海总部副主任兼上海分行行长张新升任，至此央行上海总部主任一职空缺已近两年之久。

作为于2005年8月成立的副部级机构，央行上海总部自成立起即赋予重大使命——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注入新的活力。而其具体的职能分工，不仅包括统筹央行上海地区的工作，而且还承担央行总部公开市场操作、金融市场运行监测的业务，并直接管理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中国人民银行数据处理中心、中国人民银行征信服务中心等机构。

央行上海总部肩负如此重要的职能，其主任一职历来有央行副行长兼任的惯例，甚至一度由两名央行副行长分别兼任主任和副主任二职。可为何自2010年6月原央行副行长苏宁不再担任后，上海总部主任一职悬置至今？

这显然令人极其疑惑，对此，虽然不便过多猜测央行的人事安排，但仍不妨通过央行上海总部成立以来的实际功能窥之一二。

央行上海总部成立近7年来，历经项俊波和苏宁两届主任，央行对此可谓极为重视。但是，究其实际功用与当初设立时的初衷显然偏离过大，与上海加速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需求亦明显脱节，而这极可能是主任一职空缺近两年的原因所在——作为历来由央行副行长领衔的央行上海总部，其真实功能极可能因种种牵制而难以彰显，而这亦可能是造成主任一职空缺两年的原因所在。

回顾央行上海总部成立至今，可简要概括为“大机构小作用”，而这种矛盾形成的根源在于：其一，没有赋予上海总部相应的权力，其日常事务仍以执行央行总部的决策为主；其二，“三会”（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至今没有设立上海总部，央行上海总部缺乏与之对等沟通协调的平台。

而且，与权力相对受限相比，缺乏“三会”对等沟通协调的平台，显然是更为结构性的因素，因为在现行“一行三会”金融分业监管机制之下，央行即使相对放权，上海总部亦无法与“三会”总部形成平行对接功能，仍需上报央行总部才便与“三会”进行沟通协调。

当然，必须承认，央行上海总部的成立，对推进上海外汇交易和银行间同业拆借的绝对优势功不可没，但除此之外，就其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整体作用而言，可谓乏善可陈，尤其就推动上海金融统一监管而言更是如此。

虽然，截止2011年末，上海已有各类金融机构多达1048家，而且除交行总部位于上海外，中行上海人民币交易业务总部亦于3月20日正式落户上海，其他三大行亦准备在上海设立第二总部。但是，客观而论，上海距离国际金融中心的距离仍然遥远，而就制度设计而言，金融监管的过度分散显然已成为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一大阻碍。

而欲在上海破除金融分业监管的弊端，从而率先尝试金融统一监管，则需要“三会”仿效央行同样设立上海总部、并且相对放权。果真如此，通过“一行三会”上海总部的联合办公，并先行尝试金融统一监管模式，则当下央行准备金率下调而银监会存贷比却不同步放宽的错乱局面，即可以在上海率先破解。而且，由此资本项下的外汇管制亦可以先行在上海局部放松，从而进一步活跃上海的证券、期货、外汇以及相关金融衍生品的交易。

上述诸多合理设想，某种程度上，不仅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内在需求，亦是央行上海总部成立时的初衷。但是，其真实的达成，不但需要充分彰显央行上海总部的功能，而且需要“三会”予以有效配合。基于此，“三会”应尽快同样设立上海总部，央行上海总部主任一职亦应尽快到位。

本文发于《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