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针对农行江阴要塞支行行长孙锋卷款2亿元举家潜逃事件，公安部已发出红色通缉令对其进行全球通缉。

事实上，这并非个案。2月初，正在潜逃的山东烟台市商业银行原胜利路支行行长刘维宁被抓捕，其通过承兑汇票套取资金，涉案金额高达4.36亿元；2011年3月，广西桂中农村合作银行南泗支行原副行长罗克努，冒用身份资料套取贷款约1500万元后，失踪潜逃；去年6月，厦门国际银行原支行行长伪造承诺函公章，骗取巨额民间资金后畏罪潜逃，金额尚未明确，疑与厦门担保业高达37亿元的债务黑洞有关。

当下银行行长卷款潜逃事件的频繁发生，已经成为继2005年中央集中调查和处理42名银行行长集体外逃案后，又一个类似案件集中爆发的高峰期。

按理说，我国银监会成立已有10年历史，相关监管制度已日趋严格，我国大型商业银行以及部分股份制银行自2005起通过陆续上市，其内控管理亦已相对合规，这种由行长卷款潜逃所彰显的事实层面监管缺失应大幅减少，而不应频繁发生。

对此进行深层追问，我们会发现，当下银行行长卷款潜逃反常现象的频发，既与监管层面的“形严实松”有关，更与我国银行僵化的赢利模式密切相关。

我国银行业的赢利模式以利差收入为主，其占到我国银行业营业收入近80%。虽然，这种利差依赖症已事实存在多年，但是近年来对我国银行业所形成的治理乱象却更为严重——这是因为，自2010年以来，一方面我国存款持续的负利率状态，导致银行可以轻易获取高额利差收益；另一方面我国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比的持续上调，导致银行必须通过资产规模的高速扩张才能保持其利润增长率。

在暴利驱动的主动扩张和货币紧缩的被动扩张之下，我国银行业税后利润从2009年末的6684亿元大幅增至2011年末的1.04万亿元，其总资产亦从2009年末的78.8万亿元大幅增至2011年末的113.28万亿元，三年时间增幅分别高达55.6%和43.8%。

但是，这种高速扩张，不仅会导致现行监管制度及执行能力的难以及时有效跟进，还会造成一定程度的银行自身风险控制、内控管理的形同虚设。因为，高速扩张需要高效率为前提，而在过度强调高效率的情况下，一些必要的程序和制度极易遭到简化和忽视，而总行（或上级分行）为确保业务的高速扩张亦会为此给予下级支行行长过多的权力。

在上述因素之下，当下已发生的银行行长卷款潜逃事件，不是偶尔，而是必然。而这种反常现象，之于今年，可能不会减少，而会大幅增加——因为，在银行业花团锦簇业绩的表象背后，今年的不良贷款率将大幅攀升2—3个百分点高达4—5%（标准普尔），由此，更多仍处潜伏状态的违纪腐败等案件将不得不浮出水面，而在事实真相彻底暴光前，部分银行行长极可能会铤而走险卷款潜逃。

虽然，就当下银行行长频繁卷款潜逃所呈现出的监管缺失，我们既需要提高监管标准、加强执行力度予以纠正，还需要银行自身提高内控管理、加强风险意识予以防范。但是，在我国银行业过度依赖资产扩张，从而才能确保利差收入持续增长的赢利模式之下，银行事实层面的监管缺失，很难取得结构性的好转。不但如此，甚至还可能因银行规模的短期高速膨胀，从而形成违纪腐败、卷款潜逃等同比例上升的“负循环”现象。

当下银行行长的频繁卷款潜逃，我们既需要质问银监会的监管水平、以及银行自身的内控管理，更需要拷问我国银行业持续的僵化赢利模式。

在这种僵化的赢利模式之下，不仅难以根本改变银行长长卷款外逃等监管乱象，还会导致我国银行业务创新能力的萎缩，更会大幅增加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

本文发于《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