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度投资所形成的财政压力之下，“结构性减税”的既定政策，极可能演变成“结构性增税”——2月14日，财政部发布的《2011年税收收入增长的结构性分析》显示，2011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89720.31亿元，比上年增加16509.52亿元，同比增长22.6%。

虽然，与2010年23%的税收增速相比，2011年可谓基本持平。但是，如果与2008年税收增速的18.8 %、2009年税收增速的9.8%相比，则我国2011年的税收增速仍然过于高企。

比较4年来的税收增速曲线，我们会发现，在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结构性减税”后，虽然在2009年有所体现，但在其后2010年、2011年，整体表现出的却是“结构性增税”，而非“结构性减税”。

除此之外，通过对2011年税收结构的聚集，亦可以相对佐证上述结论。作为第一大税种的国内增值税，2011年增速为15.0%，高出2010年近1个百分点；作为第二大税种的企业所得税，2011年增速为30.5%，更是高出2010年19.2个百分点。而在两大税种之外，于2011年1月在上海和重庆两地试点的房产税、以及2011年11月正式实施改革的资源税，其税收增速亦是大幅上升。至于2011年9月实施的个税免征额度上调，其整体税负非但没有降低，增速与2010年相比，反而上升了2.7个百分点。

综合分析2011年各税种的征收状况，除消费税、营业税、进口税、车辆购置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等刚性较强税种的增速回落外，其他弹性较大的税种几乎均呈增速大幅上升的趋势。而这恰恰说明了三个关健问题：其一，因经济不景气所造成的民众收入增长缓慢、部分甚至呈收入减少状态，我国的内需潜力已经严重弱化；其二，因地产业的持续调控，此前作为地方财政重要组成部分的相关税收，正在大幅减少；其三，基于上述两个原因，我国正试图加大针对企业、个人等弹性较大税种的税负，同时尝试推出部分新税种，以相对平衡此前过度投资所造成的财政压力。

刚性较强税种的无奈减少，充分说明我国当下经济已相对低迷；弹性过大税种的人为增加，相对说明我国当下的财政压力正在加大。而这两种趋势的相互背离，不仅表明我国经济正走向一个极其危险的负循环“经济下行→加大投资→财政压力→加大税收……”，更揭示出造成“结构性减税”逐渐演变成“结构性增税”的根源。

回顾2008年至今的经济形势，其时我国为缓冲次贷危机带来的严重冲击，迅速启动了中央3万亿元直接投资、以及逾10万亿元的信贷刺激，但此举在让经济短期反弹之后，迅速进入了相对低迷状态。而且，因为投资刺激的过度，还给地方政府带来了逾10万亿元的债务、以及当下仍需逾20万亿元跟进的未完工投资项目，从而造成我国当下财政赤字占比GDP濒临3%（国际警戒线）的险况。与上述4年的经济走势相对应，我国税收于2009年大幅降低以配合经济稳定，在经济短期相对反弹之后，随即又不得不大幅增加税收，以冲销此前因过度投资给财政带来的压力。

“结构性减税”不应演变成“结构性增税”，因为通过增加税收冲销财政压力，必然会增加实体经济的运营成本。而实体经济运营成本的增加，又必然会对整体经济形成下行压力。

之于当下而言，应再次实施真正的“结构性减税”，而不是“结构性增税”。这不仅因为当下欧美债务危机阴影仍未散去，更因为我国正面临出口大幅减少、内需短期难以激活的双重困境，此时唯有大幅减少税负给实体经济减压，才有可能给我国经济恢复良性增长提供可能。至于当下累积的财政压力，则需要我国有序收缩固定资产的投资节奏、以及大幅减少政府的“三公支出”，而不是以“结构性减税”之名，行“结构性增税”之实。

本文发于《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