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银行理财产品的膨胀可能导致的风险，银监会早已洞察。但是，在利率双轨制的羁绊之下，任何技术层面的抑制，似乎均难改银行理财产品持续膨胀的趋势。

当下银监会对银行理财产品的治理，极像一出躲猫猫的游戏：盯得过紧，则减少发行；稍有放紧，则大幅反弹；持续盯紧，则改头换面。

例如：面对今年上半年银行理财产品规模超过2010年全年的反常现象，银监会于7月叫停“六类理财产品”，但是理财产品发行仅在7月、8月短暂回调，随即于9月大幅回升，第三季度发行总数仍较第二季度增长近15%。而在7—10月“一月以下短期理财产品”占比仍然高达36%时，虽然银监会11月再次明确强调“原则上暂停发行1个月内期限的理财产品”、且新任银监会主席尚福林亲自喊话，但众多银行似乎置若罔闻，高息揽储大战在年末上演更盛，只不过改头换面变换了方式而已。

就在这种躲猫猫的游戏中，2011年银行理财产品规模在微幅波动中持续上升，全年规模将高达18万亿元左右（前三季度已高达13.35万亿元）。2011年理财产品规模如此之高，令人瞠目结舌，与2010年的7.05万亿元相比，增长幅度将高达150%以上，与2009年的4.8万亿元相比，增长幅度更是高达270%以上。而如果结合2009—2011年三年来的新增贷款量9.59万亿元、7.95万亿元和7.5万亿元（前11个月6.84万亿），我们则会发现银行理财产品规模与新增贷款量占比三年来分别为50%、87%和240%，银行理财产品规模与新增贷款量之间的剪刀差越来越大。

银行理财产品规模如此之高、增长速度如此之快、加之“高息揽储”性质（1月以下逾1╱3）占主导，必然会滋生出巨大的风险。而这种风险，极可能让本已饱受房地产、地方债务之忧的我国银行业，面临随时可能爆发的系统性风险。

巨量理财产品所带来的风险，将可能通过以下传导路径进行扩散：一旦资产池中的信贷出现问题，银行要么再发一期理财产品，以完成上期理财产品的兑付，要么先通过表内资产贷款过桥，再发下一期理财产品进行置换。这两种方式均仅是将风险转移、甚至积累，而不能从根本予以解决。这种路径的持续演化，必然会导致再发行理财产品难以持续、或者其他偶发性事件影响，那么银行最终只能通过自有资金解决，从而对银行自身资本充足率形成冲击。

因对表外资产监管的宽松，上述从表外向表内扩散风险的过程，将更多表现为“突发性”。而这种“突发性”一旦引发信用危机，极可能会演变成次贷危机的初始版。更何况，之于我国银行业而言，因涉房贷款（含土地储备、开发、按揭、抵押等贷款）、地方债务（含省、市、县、乡、村五级政府）已分别高达20万亿元左右，而这二者本身潜伏的坏帐已经预埋下部分信任危机。所以，如果巨量银行理财产品风险触发，原先预埋下的部分信任危机，将会演变成整体性信任危机，从而彻底冲垮银行的防波堤。

放任银行理财产品急剧膨胀，将会给我国银行业带来系统性风险。但是，企图仅通过银监会技术层面的抑制，根本难以受到整治之效。因为，银行理财产品规模的急剧膨胀，其成因是结构性的、而非单一性的。

这种结构性因素体现在，我国重数量、轻价格的货币调控政策，以及重银行垄断利差、轻民众负利率损失的利益分配格局。而如果不能有效改变上述因素，则银监会的累次“叫停”注定会难受实效。因为，很难想像，在央行主要通过存准金、存贷比方式收紧货币量时，银行会墨守成规，而不通过理财产品进行“表外”迂回操作；同样很难想象，在存款基准利率仅3.5%（一年期定存）而通货膨胀高达5.5%（前11个月）时，面对理财产品的5%（甚至7%）以上的年化利率，民众如何会不动心。

欲真正扭转当前银行理财产品急剧膨胀的趋势，从而避免可能发生的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在银监会将相关监管细则落实到位之外，必须尽快改变货币政策过于依赖数量型调控工具的惯性。与此同时，应该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从而关闭“利率双轨制”所导致的理财产品急剧膨胀的阀门。

本文发于《华夏时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