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轮欧元区银行危机的持续冲击下，全球银行业的风险监控正在进一步收紧——10月15日结束的G20会议，明确要求高盛、汇丰、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等系统性银行，额外增加1%至2.5%的资本金。这同时意味着，全球系统性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将提高至8％－9.5％。

虽然，与欧美大行之于金融系统的高度“关联性”相比，我国银行业在信用违约互换(CDS)、担保债务凭证(CDO)等衍生品的参与要少得多。但是，之于系统性银行的规模和不可替代性而言，我国工、农、中、建、交五大行亦处于“大而不能倒”的系统性银行之列。

2008年9月雷曼银行的破产，引发了全球对银行业监管的反思，并直接导致了2010年9月“巴塞尔协议III”监管新规的出台。我国银监会为配合“巴塞尔协议III”，亦于此前明确要求，在2013年底前，我国系统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需达到11.5%，非系统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达到10.5%。

三年时间，曾经普遍身处崩溃边缘的美国银行业，在美联储近三倍的基础货币增发、针对银行系统逾万亿美元的输血救助，以及衍生品交易、规模信贷的大规模收缩之下，其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正在趋稳。但与此同时，我国银行业却在地方债务平台、房地产信贷和表外业务贷款的助推下，其隐蔽的风险正在迅速集聚。

相比美国银行业的遇险谨行，曾经毫无“近患”的我国银行业，其“远忧”却一步步向我们逼来。

这并非危言耸听。在过去三年，为平缓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我国过于鼓励对地方政府大型项目的信贷，并直接形成了今天近11万亿元的地方债务规模；而各地疯狂的造城运动，也使得房地产（含住房抵押贷款、开发商信贷）信贷总规模扩大到20多万亿元；此外，2010年下半年持续至今的货币紧缩政策，使得商业银行在信贷规模大幅受限的情况下，大力开拓银信理财等银行表外贷款业务，致使个人理财产品发行规模迅速膨胀，据瑞银测算，目前我国银行表外业务贷款规模约为12万亿元。

虽然与美国银行业相比，我国银行业的核心资本充足率要高出一截——以五大行为例，今年上半年末，工行核心资本充足率9.82%、农行核心资本充足率9.36%、中行核心资本充足率10.01%、建行核心资本充足率10.42%、交行核心资本充足率9.41%。除农行外，均已完全符合G20关于全球系统性银行的监管新规，且核心资本充足率比当下美国银行业高出2.0%—3.0%。

但是，我国风险敞口偏大的地方债务、房地产信贷、表外业务贷款的合计总额却高达近50万亿元，占到我国银行业总资产的近50%。在这样的高风险之下，我国银行业相对较高的核心资本充足率极可能被击穿。以保守口径进行分别测算：假设地方债务平台最终有10%的违约率，即会产生1.1万亿元的坏帐；而总额高达20多万亿元的房地产信贷，假设仅有5%的违约率产生，亦即有1万多亿元的坏帐；再者风险敞口相对较小的银行表外业务贷款，我们估且以2%的违约率测算，规模约为12万亿元的银行表外业务贷款，亦会产生2000多亿元的坏帐。此外，除地方债务、房地产信贷、表外业务贷款三者之外的信贷，其不良贷款率仅以1%（2010年为1.13%）计，亦可能有数千亿元的坏帐产生。

如此核算，我国银行业可能性的坏帐总额，将会超过3万亿元，占我国银行业总资产逾3%。在这个基础上，再分析我国银行业的所谓核心资本充足率，事实上与当下美国银行业相比，其优势可能已不复存在。

虽然从短期看，我国银行业风险爆发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一来我国地方债务、房地产信贷、银行表外业务贷款均以中长期为主，短期内集中爆发的可能性不大；二来我国人民币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我国银行业暂时受外部冲击的风险可控。

但是，欠债总是要还的，隐蔽的风险总有一天会爆发。更何况，我国针对当下中小企业经营的普遍不景气，又一轮应急式的信贷计划，极有可能再次展开。如此，我国银行业的潜在风险，不仅没有可能减缓，更可能在持续累积。

前车可鉴，无论是我国曾为银行业改革付出的高达4万亿元的代价，还是身处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火山口的泰国、马来西亚，亦或三年前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乃至当下的欧元区银行危机，均告诉我们，任何经济（金融）危机的真正爆发，大多来自信贷的初始环节。我们当谨记！

本文发于《新京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