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份制作为一种资产组织形式，是现代企业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建立股份公司进行生产经营的制度，也是一种激励约束机制。尽管西方股份制产生较早，且比较完善，但晋商实行股份制远早于西方。它萌芽于明代，大兴于清代。这同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明中叶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达与市场的拓展紧密关联。股份制的实施为晋商的发展注入活力，使其在明清商界纵横驰骋五百余年，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商帮和国际性商人。

一、晋商股份制及其种类划分

晋商股份（股俸）有正本、副本之分和银股、身股之别。所谓正本，即财东的合约投资，每股几千两到数万两不等，可按股分红，但无股息；副本又称护本，有两种：一是财东除正本以外存放在商号或票号的资本；另一种是“统事”或“获本”即东家、经理及顶身股伙计在结帐期从其所分到的红利中，提留一部分存入号内只领息而不分红，日本学者称为“辅股”。银股称财力股，是财东出资并按一定的单位额分股利的股份合作形式，银股的多少决定着投资者在将来红利中的份额；身股，又称“顶身股”，俗称“顶生意”。即商号伙友不出资本，除每年应得工资外，根据其资历、表现以及对商号的贡献可以顶1厘到1分（10厘）的身股。清人徐珂说：“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1]每逢帐期，身股和银股共同参加分红。

但是，顶身股并非易事，学徒初入商号不满1年者，基本上只管饭，不付钱。待学徒期满，升任职员后，以能力定工资，工作达到三个帐期者可根据具体情况酌定身股。对无培养前途或品行不端的伙计，一般不授以顶身股资格。顶身股最高者为掌柜（经理），一般为十厘，最多为一分二厘，最少八厘。协理、襄理为八厘、六厘、五厘不等。一般店员和初顶生意者，大多为二至三厘，以后每遇帐期，可增加一二厘，增至一股为止，称为“全份”。例如，大盛魁商号顶一二厘生意者，可管点杂事、接待客商等；顶三四厘生意者，可在柜上应酬买卖，但大事尚不能作主；顶五厘生意者，已有做买卖的一定经验，货色一看就懂，行情一看就明，生意能否成交，也敢一语定夺；顶七八厘生意者，已是商号的里外一把手，或来往于总号、分庄之间，盘点货物、核算亏盈，或奔波于天南海北，拍板大宗交易；顶九厘生意者，日常营业不管，专断重大疑难之事。顶身股者死后，各号一般仍给其遗属一定体恤，即在一定时间内仍旧参加分红，称“故身股”。大致经理故后享受八年的红利，未任经理者享受七年的红利，顶身股六七厘者享受五年的红利，顶身股四五厘者享受四年的红利，顶身股三四厘者享受三年的红利，顶身股一二厘者享受两年的红利。对字号经营立有特大功绩者，还可再增一至二个帐期的红利。各号均由财东出面聘请经理，再由财东、经理共同邀请中人三、五人，书写股本合约，其内容包括资本若干，以若干为一股，三至五年为一个帐期。每逢帐期，一经获利，皆按股分红。盈利愈多，分红愈多。分红一般是银六身四，即银股分红利的60%，身股分红利的40%。例如，泰丰源票号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共获利银12090两，按银六身四分，银股分红利7254两，身股分红利4836两。身股中除去原伙友柴潮出号分去1370两外，尚余3460两。银股共12.5股，每股（1000两）分红利银216.6两。

此外，晋商还不断丰富其股份制内容，实行了“倍股”、“厚成”、“公座厚利”、“预提护本”、“财神股”、“狗股”等办法。倍股，指股东未分红时，提留一定比例的红利，充作流动资金；厚成，即折扣部分资产，使商号实际资产超过帐面资产；公座厚利，则是对银股身股之前提取部分红利，参加流通周转；预提护本，是商号分配之前提取的风险基金，以防止亏赔倒帐。此外，晋商为了避免分光吃尽、不留后劲的短期行为，还通过财神股和狗股等办法增加公积金，充实自有资本。

二、晋商股份制的激励作用及其特点

    晋商的股份制是伴随着社会信用制度的发达和商品货币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是商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化过程中社会化生产的产物。它为晋商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提高了竞争力，增强了凝聚力，因而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激励机制。

其一，晋商股份制的实施，使其各阶层之间的产权明晰且有效率。产权实质上是一套约束和激励机制，它决定了个人能拥有什么和不能拥有什么；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产权构成了个人的选择权，个人就是根据社会安排给他的权利在权衡成本和收益之后采取行动的。所以，有什么样的产权安排，也就有什么样的激励效果、行为方式和资源配置效率。晋商通过清晰的产权有效地激励和约束着掌柜和伙计。尤其是身股制既激励他们努力做事，又约束着他们不敢违规乱纪。产权清晰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财产的归属关系清楚，即财产的所有权是明确的；二是在财产所有权主体明确的情况下，产权实现过程中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权、责、利是清楚的。山西商号的资本采取股份制，按股分红，经营者也有股份，但只是人身股（干股），且数量不多。财东拥有对商号或票号的所有权、收益权、处分权和剩余索取权，而掌柜除拥有经营权外，还拥有一定程度的处分权和少许剩余索取权，权利和责任也是清楚的。因而，其产权是明确的。科斯说过，“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因而晋商股份制的产权也是有效率的。

其二，晋商股份制利用物质利益原则激励企业员工，承认和适应了他人的利己动机，合理地协调了劳资关系。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亚当·斯密曾提出过“经济人”的假设。他认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理性的，都有利己性动机，都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逐和获得自身的最大经济利益。晋商的人身顶股制度不仅承认他人的利己性动机，而且把这种利己性动机和企业的发展捆绑在一起，既承认号内员工间的利益，又把个人利益与财东利益、商号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利益捆绑方式，在商号发展初期，形成上下一心，同舟共济的经营格局，对员工的凝聚和企业的兴盛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并极大地调动了经营者的积极性。下层伙计和学徒为了登上高位、多顶身股，努力为商号工作，从而使劳资关系得以协调。

其三，晋商股份制以顶“身股”的多少确定其工作人员在商号中的权利地位和贡献大小，将股份的数额、职位的设置、权利的大小联系起来，实现了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的协调一致。并通过“身股”与“银股”的结合实现了财东、掌柜、伙计的完美结合，将员工的个人利益与财东利益、商号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极大地调动了经营者的积极性。

其四，晋商股份制在承认员工物质利益的前提下，着眼于长期激励，注重激发员工的“成就感”和“归属意识”。实行这一制度的优点还在于它能有效地利用经营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并缓和劳资矛盾，协调劳资关系，极大地增强商帮内部的凝聚力和整个集团的对外竞争力，因而有助于晋商的长期发展。

其五，经济实践证明，公共手段诸如法律、习俗和社会组织等所实施的惩罚与制裁功能远比企业或公司内部的合同条款和规章制度更为有效，与此相反，在进行激励时，内部手段则远比外部方式更为有效。因此，晋商股份制实际上是寓约束与激励之中，它的实施使山西商人在经商活动中形成了比较清晰的两权分离和比较完善的委托代理关系，各阶层之间的权限均有较明确的界定。通过“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掌柜负责制，形成了“制约互利”的联号制，通过层层节制的办法使整个管理系统有条不紊。

三、晋商股份制对现代企业激励机制的一点启示

    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是现代企业高效运行的基本前提，也是现代公司制企业的生命力所在。如前所述，晋商股份制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实现了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的完美结合，短期激励与长远激励的协调一致。有关于此，我们通过晋商报酬分类及效用图表可以看得更清晰。

由上表可见，票号内部设置了较为完善的报酬制度。经理人的收入来源有基本工资、职位消费以及顶身股的红利分配，其中以顶身股的红利分配为主。经理人员没有固定的月俸但享有“支使银”的待遇以及由票号承担实际的生活费用；票号内还设有职位消费，即根据员工职位等级的不同，由票号开支他们由于“在其位”而引致的一系列必需消费，前两项与企业绩效关联度较低，只具有短期激励作用。顶身股制度则将经理人的利己性动机与企业发展目标结合起来。使个人收益与企业经营绩效紧密联系，起到了长期的激励作用。

与此同时，资本所有者即财东为经理人造就了宽松的决策环境，这其中的精神激励作用也不可忽视。经理人在工作过程中的成就感与满足感也促使他们为票号事业发展而尽心尽力。

当前，我国传统企业激励机制的缺陷在于其激励方式本身的弊端，诸如货币报酬不高，职位消费超常，精神和声誉激励方式的运用不够等。现代行为科学告诉我们，所有人类行为都是为了达到一定目标而进行的。企业经营者的个人目标是追求效用最大化。这种个人效用一方面来自自我实现的成就感和社会声誉，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个人的物质收益。因此，现代激励机制必须针对经营者的效用函数进行设计，使其总效用最大化。首先，利益激励是现代企业激励机制的核心，我们应该在稳定基薪收入的前提下探索多种形式的年薪制，一方面要保证企业家的基本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则应该加大其风险收入，使其对企业的贡献与收益相一致。其次，我们还应该实行诸如送干股、优惠购股、股票期权、身价入股等多种股权激励，将企业的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企业家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有机结合起来。最后，我们还应该按照企业的经营权与控制权原理推行适度合理的职位消费激励机制,并满足企业经营者的事业心、成就感及其自我实现的精神需求，使企业的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协调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