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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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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铎书法集

　　“贫道二十岁左右，于先世所传晋唐楷书法，无所不临，而不能略肖。偶得赵子昂《香山诗》墨迹，爱其圆转流丽，遂临之。不数过而遂欲乱真，此无他，即如人学正人君子。只觉觚棱难近，降而与匪人游，神情不觉其日亲日密，而无尔我者然也。行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如徐偃王之无骨，始复宗先人四、五世所学之鲁公而苦为之……写此诗仍用赵态，令儿孙辈知之勿复犯。此是作人一著。然又须知赵却是用心于王右军者，只缘学问不正，遂流软美一途。”
　　这是傅山《作字示儿孙》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对赵孟頫的书法及其为人做出了评价，也反映出傅山对赵子昂书法的态度转变，即赞成——否定——赞成的过程。首先，傅山对赵的书法是肯定的。他二十多岁时学习晋唐“而不能略肖”，对晋唐楷法的学习不能说不努力，而且是有家学渊源的，“晋中前辈书法，皆以骨气胜，故动近鲁公，然多不传。太原习此伎者，独吾家代代不绝，至老夫最劣，以杂临不专故也。”【1】“吾八、九岁即临元常，不似……最后写鲁公《家庙》，略得其支离，又溯而临《争座》，颇欲似之。”【2】可见傅山对晋唐楷法学习程度之深，但却“不能略肖”，这又是他非常痛苦的。直到有一天突然看到赵的一纸真迹，“爱其圆转流丽”，临习后就书艺大进。从“不数过而遂欲乱真”，可知一是他自己的书艺精进了，二是赵子昂的书法很适合他自己的口味，学习时见效很快。其次，“行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如徐偃王之无骨”，这是他年纪稍长后批判赵书的话，对人品的关注超乎想象。再次，又复归肯定，而且用赵书的体态来写《示儿孙》，“令儿孙辈知之勿复犯。此是作人一著。然又须知赵却是用心于王右军者，只缘学问不正，遂流软美一途。”这些话中虽说要令儿孙辈知之勿复犯，但也只是做人方面的要求，对待赵书的态度却是肯定的，既阐述了赵书来源的正确，也把赵书归类于”软美”一途，这不是否定的立场。
　　赵子昂是宋朝宗室，宋亡后不得不仕元。这在传统文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大污点，尤其是历史大变革期，为达到政治的目的这个污点往往被人为扩大。因此，对赵孟頫的评价自明末以来多为贬抑，傅山也不例外，尽管他非常喜爱赵的书法，但在那个特定的时期由于政治主张的需要他贬低了赵书的艺术价值，这是典型的以人论书观。
　　傅山之长孙莲苏生于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傅山57岁，他写《示儿孙》当在莲苏懂事以后，这样至少得向后推七、八年。由此，傅山做此篇时至少是六十好几的老汉了。在莲苏出生前三年，即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郑成功围攻南京，傅山高兴地急忙南下，可惜当他赶到江南时郑成功已经无功而退到了台湾，傅山只得北归。从此，他过起了隐居、遗民的生活，生活状态发生了改变，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也就有了转变。在《家训》中傅山又提及“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近而视之，亦未可厚非。熟媚绰约，自是贱态，润秀圆转，尚属正脉。盖自《兰亭》内稍变而至此，与时高下，亦由气运，不独文章然也。”【3】又一次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赵字贱态，已经相当过火了。但是，当我们通读后会明显地发现，这里面肯定的成分要占相当大的比重，由“极不喜”到“亦未可厚非”表明了立场的转变。
　　王铎与赵孟頫有着同样的经历，在人格上也有污点，作为明大臣而降清仕新朝，更会被人所指摘，可是傅山对王铎的评价没有像对待赵那样有一个转变的过程，“王铎四十年前字，极力造作；四十年后，无意合拍，遂能大家。”【4】态度非常肯定。
　　从这两件事情中，我们发现傅山在书品与人品的评价上并不像以往书论中认为的那样以人品决定书品，而且在对所谓的“贰臣”问题的认识上也具有两面性，既有恨的一面，又有理解的一面，晚年以后，理解的一面更为突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在1644年以前，虽然时局比较乱，社会比较动荡，但是明王朝的统治没有改变，对傅山这种知识分子没有太大的冲击，他也极力主张传统的忠君思想，对赵孟頫的人品问题是肯定的。1644年至1659年的十几年是历史大变革时期，明朝的瓦解，外族的入主中原，使士大夫们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何去何从困扰着他们的思想。有的成了顺民，有的仍然坚持着传统的操守，没能顺应时代的变革，而是进行着反清复明的活动，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复国的目的。“贰臣”是当时引起大家重视的主要问题之一，尤其在后一个群体中，对“贰臣”的痛恨尤为突出。只是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当时士大夫们对当时的“贰臣”并没有像痛恨历史上的“贰臣”们那样，而是网开一面的，甚至还依赖他们，与他们保持着非常亲密的来往。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有人认为是他们彼此需要的结果，是非常有见地的。
　　1659年郑成功退居台湾，反清复明的势力大大削减，复兴明朝的希望成了泡影，士大夫们对所谓的“贰臣”问题不看重了，从内心深处承认了新王朝。虽然，有些人依然在坚持斗争，但已经不大张旗鼓地进行了，而是暗中进行小活动。比如顾炎武，就由武装斗争转入到从事地形考察。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傅山过起了隐居生活，对“贰臣”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慢慢地理解他们了。
　　从主观上来说，傅山的内心世界是有软弱性的，在面对重大抉择之时，他总是采取退缩的态度，促使他对“贰臣”的理解。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从以下几个事例中可见一二。
　　傅山对一些重大事情的处理与他的几个朋友相比较，存在明显差异。
　　他与薛宗周、王如金比有差距。薛、王二人是傅山三立书院的同学。在1637年给袁继咸申冤的过程中，傅山一直同薛宗周追随袁到了北京，“山与汾州府诸生薛宗周倡伏阙讼先生冤……十月二十日，山与宗周随先生行……山与宗周、程某入京侨寓琉璃厂伏魔祠，就太原府诸生张凝种之寓……十月末，先生入刑部狱，山与宗周拜诸拔贡在京者，会同上疏。”【5】在这一事件中，他们二人共进退，表现了相同的侠肝义胆。事成后，傅山也以此事而闻名于士大夫中。1645年，傅山在汾阳与薛宗周、王如金过从甚密，以气节相互勉励。“余自甲申后寓西河，始因薛生宗周友胡生款兄弟三人，当乱世，以少年布衣砥行立名。”【6】1649年，反清大起义遍及山西全省，薛宗周、王如金参加了义军，并战死在晋祠堡战役。
　　薛宗周和王如金在大势面前，毫不畏惧、义无反顾，当他们所追随的将领无能时，有人规劝他们离开，但遭到了薛宗周的严厉斥责：“极知事不无利钝，但见我明旗号，尚观望，非夫也！”【7】有一个细节值得我们注意，即在起义从军时，王如金在从军与事老母的事情上的选择和傅山的选择有所不同。薛宗周在决定攻打太原时对王如金说：“尔有老母，可不往。”王如金回答：“顾请之老母，老母许之，不皆绝裾也。”王如金在大义面前真是舍小家而大家的。那么傅山是怎样对待事老母与反清大义的呢？傅山有两首诗，从诗中可知傅山与王如金的不同。其一：卸门支木榻，放月当烟灯。孤矢无穷怨，《楞严》不了僧。西河惭二义，堂北炯孤星。甘作阿奴老，霜鬓已乱茎。【8】其二：病还山寺可，生出狱门羞。便见从今日，知能几度秋。有头朝老母，无面对神州。【9】在前一首中“甘作阿奴老”，要做一个奉养老母的孝子，后一首则说自己心目中老母与神州的分量——老母重于神州。在这一点上，傅山反而不如老母来的坚决。当傅山因“朱衣道人案”被捕时，许多人都想办法营救，而他的母亲却说：“道人儿自然当有今日事，死亦分，不必救也。”【10】这种境界显然要比傅山高得多。
　　在对待“博学鸿词”科的立场上，傅山也是有动摇成分的，没有如顾亭林们那样坚决，态度十分暧昧，曾被同时的一些人所耻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傅山的软弱性。
　　傅山经历了两次被清廷举荐征用之事。第一次是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东华录》卷四记清顺治元年六月，摄政王睿亲王即喻“仍行文各抚按，凡境内隐逸贤良，逐一起荐。”是时山西尚未大定。十月，清世祖福临诏曰：“故明建言罢谪诸臣及山林隐逸，怀才抱德，堪为世用者，抚按举荐，来京擢用。”傅山在山西是一个名士，也在举荐之列。这次征贤，由于是清王朝新主中原，因此，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很多人没有去应征，躲起来了。傅山也是其中之一，《武乡县志》载：“顺治初，内外诸当路稔熟太原傅山，征辟檄屡下皆不应，夜潜出城，至武乡止邑人魏驷家，驷为择堂西南隅，朝夕偃仰其中……岁余，迹者渐稀，乃返太原。”【11】
　　第二次就是著名的“博学鸿词”科。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傅山已是73岁的老人了。这一年的正月，康熙诏开“博学鸿词”科，傅山又被举荐了。这次傅山虽然也称疾固辞，但终究没能坚守住最后的关口，还是被迫上京了。
　　康熙诏书下之后，被推荐的知识分子有的“以疾辞”，有的“以母老辞”，七月二十二日，康熙皇帝把所有请辞的奏折一律予以批驳，令“该督、抚作速起送来京”，明白宣布凡被征诏者，不允许再有躲闪的余地。这样，许多地方官就加紧了对被举荐人士的催促，有的甚至采取强制措施，傅山就是被县令强行送上路的，【12】戴梦熊《傅山传赞》：“当其恳辞征辟，余具篮舆款段，力为劝驾，勉为就道……”戴为当时督办此事的负责人，所言是可信的。傅山在当时的高压政策下，不得不勉强赴京。
　　傅山在这次被迫上京的过程中，自己的妥协还是起了最为重要的作用。虽然傅山一再提出有疾，不能上京，也写了多首诗来抒发自己的被举荐之后的忧伤和推辞不就的态度。如《病极待死》诗：“生既须笃挚，死亦要精神。性种带至明，阴阳随屈伸。誓以此愿力，而不坏此身。”【13】表明了自己对此事以死相辞的决心，但又表现出自己对身后名节的忧思。这就暗示了他将上京的心理，也给地方官有了可乘之机，最后他在半推半就中上了京。他在临行前给戴梦熊的《与某令君》诗说：“知属仁人不自由，病躯岂敢少淹留。”【14】这不就是委婉地答应了吗？虽然戴梦熊说“先生勉就道”，但与傅山同行的还有儿子和两个孙子，这一方面是因为傅山年岁已高，需人照顾；另一方面也不正说明他对这件事情的重视吗？傅山在《与曹秋岳书》中说：“以七十四岁老病将死之人，谬充博学之荐，而地方官府及时起解，篮舆就道，出乖弄丑。”【15】这一“谬”字用得好，而没有用别的“耻”、“恨”之类的词，可看出傅山对这一事件的两可态度，再加上一“勉”字，就更说明傅山的态度是比较暧昧的。
　　康熙虽然下了比较严厉的命令，但是，作为被举荐的明遗老们依然有许多没有上京，想办法推辞了。推辞的主要方法有二：一是向荐者表明以死抗拒的决心而获免的。如顾炎武。顾炎武《与叶讱庵书》说：“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苦心相逼，则以身殉之矣！”【16】态度非常强硬，叶也是昆山人，当时入值南书房，又参加博学鸿词科的阅卷之作，通过他的斡旋，顾炎武从而获免。顾炎武小傅山八岁，是年才66岁，却以必死之心来推辞，而傅山总是模棱两可的态度，与顾炎武大不相同。
　　第二类是以自杀来推辞。如李颙。李颙被地方官强迫起程，行至中途，拿出刀子来自杀，于是谢病放归。傅山不这样，而是带着儿孙一同进京，态度的坚决程度也就不言自明了。
　　在当时，还有一名士断然拒绝了清政府的十一次征聘，就是给傅山母亲写墓志的孙奇逢。
　　与这几人相较，傅山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清史稿》曰“顺康间，海内大师宿儒，以名节相高。或廷臣交章论荐，疆吏备礼敦促，坚卧不起。如孙奇逢、李颙、黄宗羲辈，天子知不可致，为叹息不置。”【17】而天子却给了傅山一个中书舍人之衔，这也是傅山暧昧立场的结果。
　　傅山对王铎的评价少而且根本就没有涉及到人品问题，一是当时社会风气所致，二是傅山的许多好友都和王铎一样是“贰臣”，而且有些好友也是王铎的好友，如曹溶。【18】曹溶，字洁躬，又字秋岳，号倦圃，嘉兴人，明崇祯十年进士，仕清后曾任山西按察副使，康熙十七年（1678年）曾被推荐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以病辞，他是傅山的亲密朋友之一。再有魏一鳌，与傅山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魏不仅是傅山的主要资助者，而且是傅山托付生死的朋友。在“朱衣道人案”中，傅山竟然在审讯中直接把魏作为现场证人，而魏也不计后果就作了利于傅山的证词，是证明傅山无罪的关键。由此可见，他们二人的交情之深。白谦慎先生在《傅山同仕清汉官的关系》中，对傅山与部分仕清汉官的交往作了详细的研究，是可以证明傅山对“贰臣”们有依赖之情的。因此，在傅山的口中就很难说出对当时“贰臣”们的批判来，这样，对待王铎也就自然没有什么批评之语可说了。
　　傅山这种性格的形成，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慢慢养成的。在甲申年之前，傅山过着非常优裕的生活，表现出来的言行是慷慨激昂、侠肝义胆的，如“为袁继咸申冤”这一著名的历史事件。在甲申后，他的境况就大不如前了，再加之清政府高压政策下，杀机四伏,如文字狱等等，使他想说的话不敢说，想做的事不能做。傅山有段话：“人再索老夫鹜书，辄云不要作诗，只是临帖。帖是古人底现成字，无甚忌讳，是人都拿的底，诗则生人疑猜，且多触犯，笔砚亦成畏途矣！”【19】这显然是害怕因诗犯讳，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一些诗他既不敢写给别人，也不敢写给朋友看。他曾给朋友程示周写过一封信，信中说：“三年中集有小诗百首，急于倾囊求救。拙口不能娴妙语，动触忌讳，不便邮寄。”【20】这足以说明傅山是非常害怕祸从口出的，因此，在行文中往往会谨小慎微，也必然影响到行为。
　　另外，生活环境的恶劣也使他不得不思考一些问题。傅山在清初这一段时间里，非常清贫，往往要靠朋友们的资助才能度日。比如戴廷栻和魏一鳌就是他的主要资助者。傅山在甲申年后的生活状况非常差，居无定所，后来还是魏一鳌用三十两银子为他买了一处房子，才过了几年有稳定住所的日子。他也迈出了以卖字画度日这一步，卖字画对文人来说是件羞耻之事，“文章小技，于道未尊，况兹书写，于道何有！吾家为此者，一连六七代矣，然皆不为人役，至我始苦应接。”【21】遗憾之情溢于言表。傅山也多次写信给戴枫仲，谈到卖字换米之事。这些事情都会使傅山对生存及贰臣们的生活状态进行思考。
　　综上所述，傅山的人格是双重性的，这种性格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历史与现实的产物，这种性格的存在并不能说明傅山就是一个不值得我们尊敬的历史人物，而且能使我们全面认识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傅山。傅山是个非常担心身后名的人，他在《训子侄》中说：“著述无时亦无地，或有遗编残句，后之人诬以刘因辈贤我，我目几时暝也。”总是担心自己被后世人误解，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初谓天下没许多解人，既而谓没几个解人，终谓没一个解人，而今竟没半个解人矣。”【22】我从这个侧面对傅山做了这样的研究，或许就是傅山所担心的事发生了；也不能作为他的“解人”，反而还会被人认为是他的“诬人”，如这样那就罪莫大焉了。

　　注释：
　　【1】 傅山：《霜红龛文·杂记四》，335页
　　【2】 傅山：《霜红龛文·家训》，181页
　　【3】 傅山：《霜红龛文·家训》，171-172页
　　【4】 傅山：《霜红龛文·家训·字训》，171
　　【5】 傅山：《霜红龛全集》
　　【6】 傅山：《霜红龛全集》卷十二
　　【7】 傅山：《霜红龛全集》卷十三
　　【8】 傅山：《无聊杂诗》其四，《傅山诗文选注》，侯文正、张厚余、方涛,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9】 傅山：《山寺病中望村侨作》，《傅山诗文选注》，侯文正、张厚余、方涛，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0】 孙奇逢：《贞髦君墓志铭》
　　【11】 侯文正、张厚余、方涛：《傅山诗文选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613页
　　【12】 同上，661页
　　【13】 侯文正、张厚余、方涛：《傅山诗文选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48页
　　【14】 傅山：《霜红龛全集》卷六
　　【15】 侯文正、张厚余、方涛：《傅山诗文选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556页
　　【16】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三
　　【17】 《清史稿》卷一一五，《选举志》四，《荐擢》。
　　【18】 白谦慎：《傅山研究札记》，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
　　【19】 傅山：《仙儒外纪削繁》，《傅山传》第84页，郝树侯，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0】 傅山：《霜红龛全集》
　　【21】 傅山：《傅山全书》册1，863-864页
　　参考文献：
　　1、侯文正、张厚余、方涛，《傅山诗文选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2、郝树侯，《傅山传》，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3、侯文正辑注，《傅山文论诗论辑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4、傅山著，劳柏林点校，《霜红龛文》，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
　　5、《傅山的世界》，白谦慎，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
　　6、侯文正辑注，《傅山论书画》，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7、傅山，《傅山全书》，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8、白谦慎，《傅山研究札记》，太原：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