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龟兹——东西方文明的十字路口

      历史时期的龟兹地区应指今塔里木河北缘的阿克苏地区一带。龟兹出于地处古西域交通的十字路口、联接东西方文明的"丝绸之路"中介，一直人烟鼎盛，富庶繁华，俨然西域政治经济文化重心所在。根据出使西域的张骞报告中揭示，西汉时期的龟兹作为一个绿洲城邦国度，“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就当时西域人口的分布形势而言，龟兹应是西域“三十六国”中最大的城邦之一。故能够在统一整合西域各种政治力量和文化要素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控制西域局势的匈奴日逐王先贤掸欲归附汉朝，身任汉朝提都尉的郑吉于是调集龟兹等地兵马五万人迎接日逐王降汉。可见汉朝统一西域，以及西域都护府的建立，龟兹地区功不可没。大唐盛世，贞观初年一统西域各地后，即于此地设立龟兹都督府。唐朝显庆三年(658)，鉴于龟兹在西域军政事务中日显突出的重要战略地位，唐朝将安西都护府从高昌(吐鲁番)迁移于此，当时住屯龟兹的唐朝“镇兵二万四千人，马二千七百匹”，垦田十万亩。之后安西都护府升格为大都护府，其下辖属除了著名的“安西四镇”，还有“十六都督府，州八十，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此时的龟兹已然唐朝中央政府治理天山南北各地的军政中枢。驿骑流星，商贾穿梭，唐朝诗人张籍”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诗句真实描述了当时龟兹地区在“丝绸之路”中的显要经济作用。
     汉唐之际中央政府对于龟兹地区不间断的军政管辖维系了社会的稳定发展，加上龟兹的地理区位特点，构成龟兹地区团结、和谐、开放和多元的社会文化品质和特性的基础条件。
     古代龟兹的文化艺术是斑斓多彩的，且具有一定的历史沿袭性。取代龟兹王姓——白(帛)来源迄今依然是学术界争议的热门话题。按出土文书揭示，龟兹人所使用的文字——龟兹文已被确认为属于印欧语系，则意蕴着该地早期居民种系的来源，当时龟兹人所使用的这种文字后来曾被称为“甲种吐火罗文”。但是，今天依然残留在拜城县东北喀剌塔格山麓崖壁上的汉文《刘平国治关亭诵》则表明至迟在东汉时期，汉文也是当地的一种流通语言。考古工作者发现的大量当地自铸的圆形、方孔无文小铜钱和汉-龟二体五铢钱 (一面是龟兹文一面铸汉文五铢钱)清楚地表明了汉文在当地的通行使用情况。
      佛教的传入是推进汉唐时期龟兹地区文化艺术蓬勃发展的巨大动力。大致在东汉后期发源于印度的佛教开始传入龟兹地区，尔后相当一段时间里，龟兹地区都担负了佛教，特别是“小乘佛教”向东部各地传送扩散的中心地作用。佛教在龟兹的散播也日益深入民间，形成该地佛寺香火极为鼎盛的壮观景象，至唐朝初年玄奘西行求法，中途经过龟兹，但见该地“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人”。在众多的佛塔寺院中，最著名的应是“昭怙俚” 伽蓝和“阿奢理贰”伽蓝，前者“佛像庄饰，殆越人工”。后者则“庭宇显敞，佛像工饰”。
     文献资料记载显示，佛教在龟兹地区的传播中，王室成员的率范作用异常显著，如龟兹王子帛尸黎蜜多罗曾翻译了《大灌顶经》和《大孔雀王神咒经》，而在洛阳白马寺翻译 《无量清净平等觉经》的龟兹僧帛(白)延，翻译 《正发华经》的帛元信，以及晋永嘉四年（310年）始将密宗传入内地的著名僧人佛图澄都是龟兹帛(白)姓王室成员。在这其中最负盛名的自然属鸠摩罗什了，这位具有印度贵族和龟兹王族双重血统的高僧大德曾竭力宏扬大乘佛教的传播，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本地佛教教理的发展，鸠摩罗什于383年随吕光东徙凉州，15年后复被后秦皇帝姚兴迎入长安，尊为国师。自后11年间，他共翻译佛经35部，294卷。为东西文明的交流和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做出了杰出贡献。

     逼近历史，重现昔日龟兹艺术风韵
     随着佛教的深入传播而来的就是西来的异国情调的文化艺术，此间龟兹的建筑、美术以及乐舞艺术受此影响，得到空前发展。
     今天分布在阿克苏地区的拜城、库车等县境内深山幽谷中的众多石窟寺遗址就是当时龟兹甚为发达的佛教建筑艺术和雕塑、壁画艺术的标志。石窟寺的修造最初出于佛徒们为纪念佛祖而用，之后则演变成为佛徒们静思修行的处所，在石窟寺里也出现了按照佛教教义要求而雕塑的佛、菩萨、护法天神、比丘以及供养人等艺术造像，还出现了极具形象动感的佛教内容的壁画作品。这些都是希腊文化与印度文化融会交流的产物，带有浓厚的希腊艺术与印度造像艺术结合的石窟寺当以今天位于巴基斯坦白沙瓦境内的犍陀罗石窟艺术群最是著名，后人于是将所有这类石窟寺俱称作“犍陀罗艺术”。龟兹境内的克孜尔石窟寺(一称千佛洞)应时今新疆地区最大的石窟寺，同时也是中国最古的石窟寺，克孜尔石窟寺现存有236个石窟。其初凿于公元四世纪，石窟种类繁多，结构复杂，壁画内容早期以小乘为主，后期也加入了大乘教义。后人研究认为，龟兹造像形式和绘塑手法具有显著的“犍陀罗艺术”风格，但是聪明的龟兹本地艺术家根据需要对此进行了创新，例如他们将具有印度石窟寺的凹凸法与中原地区的线条画结合起来，使得壁画形式更加流畅丰富，翱翔如生。作为新疆第二大石窟寺的库木吐拉千佛洞也位于今库车县境内，与克孜尔石窟寺不同，这是一座具有明显汉地画风的石窟寺，被誉为唐朝时期佛教石窟艺术的瑰宝。东西方文化混合的斑斓色彩俱在此得到充分的表现。除此之外，龟兹境内至今残存的佛教石窟寺艺术遗迹还有森木塞姆、克孜尔尕哈等多处，佛教石窟遗址在龟兹境内分布之广，数量之多极为罕见。龟兹佛教造像和壁画艺术从一定程度上是当地该地区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写照，其诸多造像和壁画作品即便是在今天看来都具有非常高超的艺术水准。        
     龟兹文化的另一项重要成果就是她那灿烂夺日的乐舞艺术。古代龟兹乐舞艺术的成就应是其长期以来博纳众长、汇聚百川的自然结果。西汉时期，当时的龟兹王绛宾就接受了汉朝赐封的“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并以吸收汉朝的礼乐制度为荣。魏晋时期佛教的传播推动了印度等地乐舞艺术的进入，进一步推动了龟兹地区音乐舞蹈的变化和发展，克孜尔石窟寺里的38窟里著名的《天宫伎乐图》残留 28身伎乐，曾被人称为"伎乐窟"。该地出土的"舍利盒乐舞"上众多婀娜多姿的乐舞者的真实形象进一步丰富了这方面的内容。唐朝高僧玄奘路经龟兹时，在聆听目睹当地歌舞升平的繁盛景象后，竟留下了"管弦伎乐，特善诸国"的由衷感慨。至于龟兹地区所流行的"胡旋舞"则依据古代中亚康国的舞蹈形式改编，"胡腾舞"受到粟特人的影响，"狮子舞"和"假面舞"则由波斯传入改进的。
      现代学者研究表明，直到唐朝时期，龟兹乐舞水平不仅占据西域各地之首，而且对于中原地区音乐舞蹈的进步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公元384年，吕光西进伐龟兹，曾将当地的乐人带到凉州，此当为龟兹乐舞传入内地的最早的文字记载。后来"龟兹乐"同河西地区的汉族以及其他民族乐融会形成了"西凉乐"，广泛流传于民间。之后，真正的"龟兹乐"复传入内地，魏晋时期流传内地甚广。公元六世纪，有龟兹艺人苏抵婆将"代相传习"的"七调"技艺带入内地，时有后周官吏郑译受到启示，"始得其法，推演为十二均，八十四调，以校太乐所奏，例皆乖越"，这是龟兹乐对于中原地区原来音乐进行改进的一个例证。至隋朝，"龟兹乐"被列为宫中七部乐之一，隋肠帝大业中定九部乐，"龟兹乐"仍在其中。唐朝时定十部乐，"龟兹乐"列位第六，依然倍受重视。庙朝诗人笔下的"洛阳家家学胡乐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时"龟兹乐"等西域音乐对内地民间乐风走向的影响作用。至于龟兹舞蹈里的《胡旋舞》、《狮子舞》、《柘枝舞》、《鼓舞》等形式不只在中原地区具有一定的影响，甚至流传内地后，复经过不断的改造最终沉淀在汉族等其他民族的舞蹈形式中，如 《狮子舞》、《鼓舞》等，今天就己经成为汉族节庆期间不可或缺的民间表演内容。
    回眸古代龟兹乐舞带给的愉悦和启迪，体会其给中华民族文明演进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力，我们深感无限的欣慰和快乐。大型乐舞剧《龟兹一千零一》通过对历史文献和出土资料的整理挖掘，经过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认真提炼，运用现代艺术的表现形式，将古代龟兹乐舞艺术的一些精彩片段贡献给各族观众，以重现往日龟兹艺术的流光异彩，反映当时该地繁盛的社会文化生活景象。该乐舞剧的上演清楚地表明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对于龟兹历史的敬重和感悟，一种试图认识昔日龟兹艺术辉煌以及缘由的努力。或许他们的作品还有些稚嫩，与真实的龟兹乐舞真谛之间还有一定距离，但是他们的认真探究毕竟在逼近历史，并使更多的艺术爱好者感觉到一扇尘封己久的大门的开启。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艺术探索，因为我们人类惟有在仔细解析历史的基础上才能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