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手与矿工

                  ——我眼中的夏天敏和杨昭

顾健

在昭通作家群里，夏天敏老师和杨昭老师都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仔细阅读他们的作品，会产生一种对比的感觉：夏老师的小说在叙述的风格上如长者般娓娓道来，凸显的是极端环境下人们对信念的坚守、对理想的追求，有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杨昭老师的小说则是在嬉笑怒骂中挖掘人性的恶以及孳生这种恶的土壤，揭示这种恶可能给生命个体、给社会带来的各种苦难，以期能找到治病的良方。他的小说给读者带来的是心灵的震撼与沉重的反思。

对于人性善与恶的本质之争，自古以来就有之，并且由于人的复杂性，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对与不对”、“好与不好”一言蔽之。但是作为一名好的作家，应该要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引领者，要能唤起社会的良知，这样我们的社会、我们生活的世界才有希望，这一点是没有异议的。两位作家无疑都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并为此付出了自己的心血。但是由于他们生活的时代、成长环境的不同，以及个性气质上的差异，他们观察问题的角度以及思考问题的方式也各不相同，呈现在作品中，就出现了一些差异，这是非常正常的，而且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差异，才能引领我们从多个角度打量这个世界，找到最为合理的答案。

除个别作品而外，夏天敏小说中的人物多半以社会底层人物为主，这些人生活落魄而朴实善良，沉默地坚守着自古以来就被人们所倡导的美德，他们的一生虽然平凡如石子，卑微如草芥，可是在他们身上闪现的人性的光辉是可以令“士大夫之流”仰视的。比如《时光里的银子》里的元济，他坚守的其实不是银子，而是“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的古训；再比如《好大一对羊》里的德山老汉，他坚持的是“知恩图报”这一做人的基本原则，虽然最后以悲剧的结局告终，但这并不是德山老汉的问题，而是由于当下一些不合理的、甚至是荒谬的制度给他们一家带来的灾难。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是一个灾难深重的群体，他们要承受的不仅是生活的困顿、生存的压力，更是精神上的歧视与打击。奇怪的是，有许多良好的品质、可贵的精神往往是在他们身上，而不是在上层社会得以传承，这确实是一个事实！夏天敏以他的作品诠释了这一种客观存在，使作品有了很高的现实意义。

杨昭的作品以描写小人物的生活为主，这些小人物大多与人无害，本来可以在自己的天地里安静地生活着，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也没能够摆脱被倾轧、甚至被蚕食的命运。比如在小说《杀狗的过程》里，许二娃这个纯朴的农村少年，就是因为一个偶然的事件从此改变了人生。事件的起因源于许二娃收养的一条狗——小黑，小黑被村长看中，要杀它给来公社考察的县革委会李书记吃肉，许二娃亲眼目睹了整个杀狗的过程，内心受到极大打击；在送狗肉到公社的过程中，又被迫参与了李书记对地主的儿子刘慈航的诬陷和迫害，最终导致精神的全面崩溃。在这个故事里，杨昭就像一个冷静的外科医生，挖出隐藏在人性里的恶并层层解剖、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是一种触目惊心的感觉。其实这些恶并非只在某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才会出现，它就隐藏在人性深处，遇到合适的土壤就疯狂滋长，遭到打击就休眠，总之不会彻底死去，而是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人群中传承着。在《杀狗的过程》里我们可以看到，参加公社审判会的村民与鲁迅先生小说《坟》里的鲁镇居民何其相似，简直就是一脉相承！

昭通作家群里大部分作家经历坎坷，杨昭的经历却很简单，如果写成简历，用六个字就可以概括：“上大学、教大学”。1987年杨昭师大毕业以后，一直在昭通师专任教，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大学校园里度过的，他生活的环境好像离社会底层很远、离苦难很远，他本应该写一点学术论文或者闲情寄趣一类的文章；再不然也可以学习刘墉教授，写一些励志的、温暖人心的东西满世界传播。可杨昭却不这样做，他偏要写一些让人读了倒吸一口冷气、感觉心里凉飕飕的东西。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对苦难的认识固然有一定的环境因素，可是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内心的感知能力。由苦难追溯到人性的恶，用故事来激发人们对恶的关注，达到抑制恶、打击恶的目的，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有良知的作家应该做的，杨昭正是这样一位作家！

自从《好大一对羊》以后，夏天敏就成了文坛上关注的焦点。事实上，哪怕在一些名号响亮的大型刊物上，我们也经常能够读到这样的文章，它们外表华美、技巧娴熟但是思想贫乏，一出版就可以直接进入故纸堆。从这一点来说， 夏老师是可以作为一个旗手来引领方向的，他对于人性美的刻画就像尘埃里开出的花朵，给人以慰藉、给人以希望；而杨昭就像一个矿工，在黑暗的地下孤独掘进，为的是找到可以燃烧的煤，让恶在燃烧中得到净化、让恶的制度在燃烧中坍塌，重建好的制度。虽然采用的方法不同，可他们的目标一致，可以说是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