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即兴发言的反思

          左起：杜晓华（本文作者）、江明惇（上音院长）廖乃雄先生、王少华（音教系主任）    

    2000年10月25日下午，已加入加拿大籍的廖乃雄先生，在上海音乐学院礼堂的讲台上发表了他对中外音乐教育的落差、及先进与落后的看法，他非常激动到说：“现在中国的音乐教育已经落后世界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了。”听了这番话，我感到民族的自尊受到伤害，就在我积极思考廖先生的讲话时候，我被邀请上台发言，我无法推辞，陈蓓蕾，顾丽丽两位特级教师也鼓动我发言,而我又是客座教授，不讲话是不行的。

   多年来，我对廖先生将奥尔夫教学法引进中国之举一直是非常敬重和佩服的，但是，对廖先生的这番评价中外音乐教育的讲话，实在难以恭维，我认为寥先生此番讲话言过其实，甚至不是一般的夸张而过头的话，而廖乃雄先生又是有一定影响的理论家，因此，在我接下来的发言中，清楚明白地表达了我的完全不同的看法，我的发言受到了台下一片热烈的掌声，显然，支持我的占大多数。在这次即兴发言后我又将我的看法以文字表达在我的论文《浦东新区音乐教育如何走向世界的思考与实践》中，又过了若干年，我常常想起那次即兴发言，反思这个问题是否应该从两个不同的侧面考虑。

    正面的思考；

    （1）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不仅属于人类文明史上发达最早的民族文化教育，而且还具有世界文化史上最悠久的教育传统。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4000年，称得上是悠久的文明古国，而可考证的音乐历史大约8000年，其音乐教育的历史传统，相对于文字的教育更早。

   （2）我国作为文明古国，素以“礼乐之邦”的美名而著称于世。所谓“礼乐之邦“，就是重视包括音乐教育在内的文化教育，并以此为安邦立国之必要举措的文明之举。其音乐教育传统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一笔值得在批判中继承，给予总结、并发扬其优良传统的宝贵文化遗产。作为文明古国，中国几千年漫长的历史中向欧洲、向世界各国传播了非常了不起的我国文化：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丝绸、瓷器等等。如果西方没有学习我国的造纸技术，而以他们用羊皮来书写的原始落后之状，（试想，他们抄一本《圣经》大概要用多少羊皮），他们的“文艺复兴”又将在什么时候出现？

   （3）自晚清时期起，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尽管如此，恰恰是这个时期，中西音乐交流行为由此开始，而其中教会中的西方音乐教育活动对社会音乐教育的影响为大：管风琴、古钢琴、西洋管弦乐队、唱诗班、五线谱、音阶、节拍、和声等西洋乐理知识进入中国。

   （4）中华民族在抵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中国人在对西方音乐学习过程中，从整体上很快就摆脱了“殖民文化”的阴影，在近代中国不同的社会变革时期，都被赋予了不同的时代、社会和阶级的内容。从大革命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中涌现的大批优秀的音乐家和优秀的音乐作品，都充分地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性。

   （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音乐教育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不仅在全国各级师范院校开设音乐教育系、专修科、班、而且在专门培养音乐专业人才的音乐学院都开设了本科的音乐教育系，为我国的普通教育输送了大量的专职音乐教师，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二十年，音乐教育的发展，无论是教学设备、还是音乐教师队伍的建设都是空前的。

   （6）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音乐教育因属与高考没有直接关系的学科，在学校教育中被忽视的现象影响了音乐教育的健康发展，但是，目前这样的情况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纠正。全国各省、市、区、县都有专职的音乐教研员，音乐教育的研究工作已不再是少数人的纸上谈兵，千千万万在教学第一线的音乐教师，正在音乐课堂教学改革的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不断提高，中国的音乐教育是由史以来发展最好的时期，无数事实，举目皆是。

   （7）国家教育部成立了国家艺术教育委员会，各省、市、区、县都成立了相应的艺术教育委员会，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都贯彻了不同程度的音乐教育。现在的中国，不仅有如杨鸿年教授指导的、被誉为世界七大童声合唱团之一的“中国中央乐团童声少女合唱团”，更重要的是学校广泛开展“班班有歌声”的活动，以及每年都举办各级各类的学生音乐比赛。                

  （8）在中国，不仅是学校重视音乐教育，越来越多的家庭认识到让儿童接受更多的音乐教育，有益于孩子的健康发展。各种器乐和声乐的考级活动，不再被家长认为一种功利的行为，如学习钢琴已不是什么“热”，而是形成了一个音乐文化层面。

    因此，我国的音乐教育呈现出一派繁荣向上的景象，难道说，这样的音乐教育还“落后外国的音乐教育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再说，就是西方音乐史中最早的“巴罗克时期”，那也不过是1600年——1750年的事情，在这段历史中，西方音乐还只属于宫廷、教堂、贵族的客厅，而不属于民众的。

    我，一个中国的音乐教育工作者、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心再一次使我体会到民族的自尊。我工作在浦东新区这片热土、我所从事的音乐教育研究工作使我毫不犹豫地从众多的课题中，首先提出《浦东新区音乐教育如何走向世界的思考与实践》这个课题。（以上摘自浦东新区音乐教育如何走向世界的思考与实践》一文）

    补充；

  一、 当年，廖乃雄先生是在对音乐教育系学生汇报学习奥尔夫成果时表现不佳而产生某种情绪下发表这番言论的，但是，也不应该言过其实，倒是，廖先生应该想一想，为什么你的教学效果没有达到应该有的水平，我并不怀疑奥尔夫音乐教学体系，而是教和学两方面都有问题，音乐教育系学生汇报不够兴奋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主要的问题还是廖先生自己，看来廖先生还只是音乐理论家，上教学法不是他的专长，而对学生恼火有失师长身份，更不是教师应有的品德。我一直对教师宣传这样的原则；“如果上音乐课，教师在开始的三、五分钟里不能高度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不能把学生的情绪调动起来，那么，整节课的失败那是必然的结果。”

  二、对我国音乐教育的发展和现状，廖先生也应该是清清楚楚的，况且廖先生出国定居加拿大之前是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尽管他是研究西方音乐史的专家，但是对我国古代以及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史也应该有相当的了解，而他的发言是以比较中外音乐教育所得出的结论，至今我仍然保留我的看法，廖先生的发言是言过其实的。

  若干反思；

   一 、这是个误判；廖乃雄先生的“现在中国的音乐教育已经落后世界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了。”之观点是个大概念，可以肯定的，这是个误判；

   二、没有可比性；廖乃雄先生的“音乐教育"应该包括教育设备、师资学历、教育思想、教学方法，教学效果等等，就具体的逐项比较，没有可比性。就国内音乐教育的设备，大中城市的学校已经有了相当的改善，有的还可以称得上是高级水准的教室。世界上能达到如此水平的国家屈指可数；音乐教师的学历，现在已经要求达到本科。至于教育思想、教学方法，教学效果等等更没有可比性。如果，廖乃雄先生有机会听一听我们浦东新区教师合唱团的演出，你一定会认为这是世界一流的。这是有可比性的。

   三、还是中国人；廖乃雄先生现在是加拿大国籍，但祖国还是我们中国，祖先是中国人，之前在上海音乐学院工作时关心国民音乐的发展甚少，与贺渌汀老院长比起来，他可算是个不怎么关心中小学音乐教育的人，当然，现在他从事德国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的传播也还是一种积极的态度。

  四、教育有法、法不定；德国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在德国也不是被广泛认可的唯一的、完善的体系；我曾经邀请过德国慕尼黑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主任玛斯特耐克教授来浦东新区讲课，他就是不认可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的，而玛斯特耐克教授上课的效果受到听课教师的一致好评，玛斯特耐克教授给进才中学、上南中学上课时，学生与他的交流和互动达到了非常热烈的程度。这就是教育有法、法不定。

  另一方面的思考；

      尽快整理出我国的音乐教育体系；我从不反对学习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我一向重视这样的学习机会，每次都会动员相当多的教师积极参加，但原则是“洋为中用”，要结合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文化来消化而运用，我们应该尽快、尽力整理出我国自己的音乐教育方法论，音乐教育体系。再也不能拖延了；我们有良好的传统，我们有一大批优秀的音乐教师，中国的音乐教育应该走向世界，而绝对不是什么接轨。音乐是文化，文化具有民族性，毛主席的名言“越是民族的，也就越是世界的”,作为一个退休的音乐教育研究工作者，我依然关心着我国的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我深信，有一天，有更多的教师合唱团出国交流，有更多的我国音乐教育专家和国际同行研究讨论音乐教育的诸多经验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