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日,翻阅《国学治要》。见王羲之文章二篇,《兰亭集序》把读多次,而《与吏部郎谢万书》未见过,故披读之。
该文开篇曰:“古之辞世者,或被发佯狂,或污身秽迹,可谓艰矣。”继之,云“今仆坐而获免,遂其宿心,其为庆幸。”遂“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
其“与亲知时共欢”之情景无意细说,惟对“古之辞世者”,欲赘言如次。
辞世者,指避世隐居之人。自老庄哲学产生及定型,以“道法自然”为根本宗旨,主张贵柔守雌、谦下居后、无为不争等人生态度,导致隐逸派之产生。尤其以“自隐无名”为务,成为消极厌世之依据。庄子本人虽曾做过管理漆园小吏,后隐居不出,终身不仕。他宣称,宁肯在贫寒之中享受精神上之自由,也不愿出仕求禄,为“有国者所羁”,最终在贫困中度过一生。
后世归隐者多矣。竹林七贤精神领袖嵇康即向往出世生活,隐居不仕。王羲之晚年也隐居会稽下辖剡县金庭。【唐】王维晚年居蓝田辋川,过着半官半隐之优游生活。上述三位“辞世者”,当不属“被发佯狂,污身秽迹”者。但如文中所云“可谓艰矣”之归隐者,或靡不多矣。
道家主张归隐修仙,佛家主张出世修行,惟有儒家主张入世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愚以为,为人一生,当正视现实,接受现实,生活在现实之中。遇事不怨天,不尤人,方为正人君子。若才能卓著,甚而改变现实,方为人中豪杰。若逃避现实,回忌情事,危难时刻采取鸵鸟政策,与动物何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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